庞凤刚将手中的雪碧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抹嘴，兴致勃勃地说道：“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我几年前处理过的事情。那时，我还在集团项目管理分公司工作。有一天，我们接到了劳动局的电话，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公司承建的天豪花园工程有一群工人到劳动局上访，声称项目上拖欠他们工资不发。于是，我立即前往现场了解情况。当我到达时，我见到了那些上访的工人，并听取了他们的情况介绍。同时，我向他们表示，我需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后才能给他们回复。毕竟，我们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做出判断，必须要确保事实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好核实吗？”莫盈可插话道。 “还可以。我找到承包人，说了我去劳动局的事，问怎么回事？他们给我讲了实情，并拿出往来给付的手续之类的东西让我看。” ”回去后我起草了一份报告，详细做了叙述和阐明，最后结论是：按照约定他们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尚未完成，存在质量问题需返工，损坏丢失的工具作价赔偿，且未完工程量活散、难干、耗时、且不出活。经核实，就已完部分足额支付了工程款，所谓欠付问题不实，因此公司和项目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协议，项目有权依据约定要求其继续完成未完工程，返修有质量瑕疵内容，赔偿损坏丢失工具费用，并保留追究权。” ”经过仔细的核实和整理，我将这份详实的报告递交给了劳动局。不久之后，劳动局给出了回应，但这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再次采取行动，前往市信访办上访。作为相关部门的代表，我也一同前往，并同时通知了承包人。然而，尽管各方都尽力进行调解，但最终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这导致几方人员在信访办后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我问承包人，‘你欠不欠五项的？’” ”‘不欠。’” “我问五项的，‘你欠不欠木工的？’” ”‘不欠。’” “我问木工，‘都不欠你的，你告什么总包？’” ”‘我们干了那么多活，没拿到钱。’” ”‘你没干完活要什么钱？’” “说完，我把承包人拉到一边，告诉他如果木工这帮人再找你要钱就揍他。临走前我又跟承包人重申，你可以对木工的直说让他们愿意上哪告上哪告，随他们的便好了。过后不久，劳动局到公司检查工作，聊了起来才知道，那伙人一年上访了七次，情况基本雷同，其中六次得手，唯独在你们单位折了，这伙人就是干这个的，以价格低为诱饵，把好干的活干了，然后就闹着要钱，很多单位不愿惹麻烦，吃点亏也就认了，他们纯属恶意讨要，已经列入市里黑名单了。” 这个故事情节不复杂，但是讲给莫盈可听，也是为了让她多知道一些项目管理的事情，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庞凤刚对莫盈可也算是言传身教了，而莫盈可却听得目瞪口呆，一个劲地点头说，“看来人心叵测，什么人都有啊！” …… 当天下班后，庞凤刚和莫盈可在饭店吃完饭，便各自回自己的家了。因为庞夫人明天又回来了，他需要一个人静歇一下。 到家后，庞凤刚坐在在电脑桌前打开电脑，由于想到了曾经听说过的一个事件，他开始写了下面的随笔： 建筑业的挂靠早已习以为常了，当初干活的人想挣钱，没有资质，托人找到合法的企业帮忙，宁愿牺牲点管理费也要干活，挣钱的欲望高于一切。 那时人还挺守信的，还知道何为情义，和企业相处融洽，互通有无，互利共赢。随着时代进步，人的世界观转变了，友善的心境被邪恶所取代，一本正经的颜面后掩饰着一副变色龙的嘴脸，惯常阿谀奉承。 有钱了本应视野更宽阔，心胸更豁达，岂不知受利益的驱动，变得鼠目寸光了，心术不正了，挂靠其实是单位帮了干活人的忙，感谢就不说了，但是怎么着也不至于要反踹一脚啊，干完活关系立马大转弯，恶变成对立面，敌对猛烈，甚至对簿公堂，告你没商量。 还在几年前，单位在开发办公楼小区时，有个王姓包工头承包一栋多层住宅楼，一年后交工，工程尾款剩的不多，单位答应缓缓再说，给他做了结算手续，结果王某竟然翻脸了，一纸诉状把单位告上法庭，证据是他拿出了一份内部承包管理协议，开庭后单位以败诉收场，并被判约定期限，近期内结清工程余款。 按理王某和企业是可以做朋友的，毕竟是企业给了他挣钱的机会，当角色变换了之后，他竟然成了潜伏的敌人，而且是要致企业于死地的冷面劲敌，不打败企业绝不罢休。 王某的行为远远超出了个人任性的范畴。项目启动之初是完美的，到头来友好合作的互补关系破裂了，虽然单位没有遭受什么损失，但名誉受损了，而且违规在先，连话语权都没有了，只好忍气吞声地服从败诉的裁定。 这件事使东方集团蒙受了耻辱，公司老总每次提及到此事都气愤填膺，怒不可遏。 然而这个错误还在延续，只是没有到反目为仇的时候，一旦对簿公堂，输的还会是企业。 挂靠现象仍在蔓延，《建筑法》已把挂靠定性为违法，然而都在违法的影子下体面地运行着，表面是合法的。 那么，想知道姓王的胜诉的依据是什么吗，下面就为此做个揭晓： 1、签订内部承包管理协议主体错误，只有企业员工才符合对等条件； 2、姓王的非本企业职工，系自由人，没有资格承包工程项目施工； 3、《建筑法》规定做工程的管理人应是企业在册管理人员，而姓王的不是，也没有企业社保和医保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