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形容那种雾气给人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见到任何一种雾气是那样的形态，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灰色，让人感觉非常的重，但偏偏又是飘动的。
雾气迅速从门里涌进来，速度十分平均，让人感觉它从容不迫，因为光线的关系，实在无法看清。我们转头帮小兵放下了副班长，再回头时，整个准备室已经一片漆黑，光线全被雾气阻挡了。
而紧闭的气门，却成功挡住了雾气的再度蔓延。这几十年的老旧三防设施，质量超乎我的想象，虽然如此，我还是下意识不敢靠门太近，总感觉雾气随时会从缝里进来。
我暗暗咂舌，心想如果现在我还在外面，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难道会和落水洞里的尸体一样？
一旁的陈落户招呼我帮忙，副班长被我们抬到了写字台上，满头是血，小兵大口喘着气，手忙脚乱地检查他的伤口。
我问小兵在哪里找到副班长的？他说就在下面一点点距离，大坝中部出水口的地方，那上面有防止人跌落的水泥缓冲条。副班长没我这么走运，一直摔了下去，直到撞上了缓冲条才停了下来，已经昏了过去。从这个机房可以下到那里，小兵直冲下去，当时浓雾已经几乎就在脚下，幸好班长还死死抓着手电，他一眼看见一路狂奔把他背了上来。那雾气几乎就跟着到了，他连门都来不及关。
我们都有紧急医疗的经验，在野外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坠落的伤员。此时我的手也很疼，几乎举不起来，但还是忍着帮忙解开副班长的衣服。
副班长心跳和呼吸都有，但是神志有点迷糊，浑身都软了，脑袋上有伤口，估计是最后那一下撞昏了。这也是可大可小的事情，我见过有的人从大树上摔下来，磕着脑袋满头是血但第二天包好了照样爬树，也见过人打山核桃的时候，被拳头大的石头敲一下脑袋就敲死了。其他的倒是奇迹，没有什么特别的外伤。
小战士看着机灵，看到副班长这样却又哽咽了，我拍拍他让他别担心，自己的手却揪心的痛。
撩起来一看，可以确定没骨折，或者说没骨折的那么厉害，手腕的地方肿了一大块，疼得厉害，可能是关节严重扭伤。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我只好忍着。
我们给他止了血让他躺着，我问那小兵他们到达这里的情况，他又是怎么找到这个三防室的。
小兵一脸茫然，说不是他找到的，是袁喜乐带他们来的。
他说他们的皮筏子被水流带着，一直被冲到大坝边上。他们找了一处地方爬了上去，刚上去袁喜乐就疯了一样开始跑，他和陈落户在背后狂追，一直就追到了这里，到了这里袁喜乐马上就缩到了角落里，再也没动过。
我哑然，水坝内的建筑结构之复杂，并不在于房间的多少，而在于它的用处完全和我们平时的住房不同。事实上普通人所处的建筑结构对他造成的行走习惯在特定建筑场合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也是我们做勘探的时候，遇到一些废弃建筑都不主张深入探索的原因。就比如一个化工厂，你想在里面奔跑，恐怕跑不到一百步你就得停下来，因为有些你认为是路的地方，其实根本不是路。水电站就更加的不同，其建筑结构完全是为了承压和为电机服务设计的，袁喜乐能够一口气穿过如此复杂的建筑跑到这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她对这里的结构非常熟悉，她肯定来过这里。
我突然有点悲哀，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肯定是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够回到我们遇见她的地方，见鬼的我们竟然又把她带回来，要不是她神志失常，恐怕会掐死我们。
小兵还告诉我这样的雾起来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也是先泄洪，但是没有飘到这么高。袁喜乐听到警报之后就几乎疯了一样，要关上这里的门。他是工程兵，对于毒气以及三防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当时也意识到这雾气可能有毒。
我问按照他的理解，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如果按照工程角度来说，这里肯定有一个水位感应器，在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水坝会自动开闸放水，显然这个装置要么这二十几年一直在这样规律运作着，要么就是前不久被启动的。
而这大坝下的深渊如此的深邃，他估计这层浓雾是被高速落下的水流砸起来的，撑着那种向上吹的横风带上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
这小兵的分析真是十分有道理，后来我们回去再考虑，也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我当时问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马在海，是温州乐清的兵，三年的老工程兵了，一直没退役。
我说那你怎么还是小兵，他说家庭出身不好，每次班长提档都被放到一边，他都换了四个班长了，自己还是小兵。副班长和他一样，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不过副班长打过印度人，所以升了一级，他们两个人一直在班里待着，他第一个班长都提正排了。他说我要是觉得他可怜就帮他向上头说说，好歹也弄个副班长当。
这事儿我也帮不了他，只好干笑不作答，心说看现在的情况，能活着回去再说吧。
浓雾一直持续，气闭门外一片漆黑，两小时后也不见有消散的迹象。我们躲在铁舱里，只能通过那个孔窗观察外面，什么情况也看不清楚。好在封闭舱里相对安静，我们能听到水流的轰鸣声，这里最清晰的声音，则是我们的呼吸和整个混凝土大坝承压发出的那种声音。
没有人知道浓雾什么时候会退去，我们一开始还说话，后来就静静地待在舱里休息。副班长昏迷了一个半小时后便醒了过来，精神委靡，但是还算清醒，似乎没什么大碍。马在海喜极而泣，我则松了一口气。
之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担心房间里氧气会耗尽，但很快我发现这里有老式的换气装置开在踢脚线的位置上。后来1984年的时候我参观了一个海军基地里缴获的日本潜艇，想起这种开在踢脚线上的长条形小窗，有点像那艘日式潜艇的换气系统，想想可能那时看到的就是从报废的潜艇上拆卸下来的系统。这个人防工事修在大坝的机房里，似乎本身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特别的地质现象。
当时也没有个人能和我商量事情，我只能一个人在那里瞎想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显然袁喜乐这么熟悉这个地方，她所属的勘探队肯定在这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显然他们遇到的我们很快也会遇到。现在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袁喜乐神志不清，而另一个似乎是他们勘探队的人严重中毒死在了半路上。可以肯定这里发生的必然不会是太愉快的。
其他人到哪里去了？按照马在海所说的，袁喜乐对于这种雾气的恐惧如此厉害，会不会其他人已经牺牲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当年日本人又是怎么想的？
这些事情全都毫无头绪，我的脑海里一下闪过巨大的“深山”轰炸机，一下又闪过深渊和鬼魅一样的雾气，简直头痛欲裂。似乎所有的线索只有这么几项，反复思考都得不到一点启发。
瞎琢磨了将近三小时，雾气还是没有退散，我痛苦莫名，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王四川，老猫他们现在又在哪里？我们又该怎么回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在焦灼中我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我在这个洞穴内的最后一次睡眠，这噩梦连连的短暂休息之后，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在睡醒之后，我再一次尝试和袁喜乐交流，不久宣告失败。这可怜的女人的恐惧似乎已经到达了极点，听不得任何一点声音，只要我一和她说话，她就蜷缩得更加紧，眼睛也不由自主地避开我的视线。
我只好放弃，开始和副班长他们商量离开的路线以及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马在海说他们来时的皮筏子应该还在那个地方，如果水流没有这么湍急，我们可以逆流划船返回。但现在不知道应该是顺着这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逆流，还是寻找我们摔下的落水洞，回到我们和老猫分开的地方。
最明智的路线就是袁喜乐的路线，但又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如果她还清醒，倒是可以带我们一程。
副班长说要是能找到指示图或者地图就好了，这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当年是怎么规划的，那就可以找出一条最短最安全的道路。这里许多设施都已经腐朽，如果硬闯回去，恐怕并不现实。
我也点头，心说确实是，这些搞工程的，一看图纸就能知道很多东西，只是这图纸估计撤离的时候已经完全销毁了吧。
几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大脑也逐渐清醒起来。我当时是放松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现在是返回，我们知道目的地有什么，而我们也有选择，可以选择行进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有选择总是幸福的。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格言。
我们当时全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归途，而就在我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