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坤给何平配的大哥大和bp机，短时间内只能放在家里吃灰了，因为辽省这边还没有开始建基站呢，根本没办法用。
对于这种生意上的装扮或者叫装逼，何平根本不感兴趣，现在的他不需要那些东西去点缀自己。
《红高粱》剧组跟其他来到关东影视城拍摄的剧组并无区别，但只有何平知道在不久后的一两年内，《红高粱》这部电影将会创造出怎么辉煌的历史。
对于这些后世留下属于自己印记的经典作品的创作过程，何平是很好奇的，就跟《红楼梦》剧组拍摄的时候一样，他隔三差五就会来《红高粱》剧组转上一圈。
这阵子他们一直在进行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啥工作？种庄稼。
准确的说是拾掇庄稼。
前一阵春耕的时候，何平已经按照西影厂的要求，跟影视城南面的杨屯打好了招呼，他们村子今年的作物要全部改为种高粱。
虽说高粱也是粮食，可毕竟是请人帮忙，该给的补偿肯定要给的，这笔钱是何平先替剧组垫上的。
《红高粱》怎么能没有高粱呢？
现在剧组只是在拍一些无关紧要的戏份，真正的重头戏，都要等到高粱长起来，谷穗将熟的时候才行。
七月中旬，入伏。
气温进入了每年最炎热的一个季节。
作家村的第一届夏令营开营了，夏令营的名字是李拓和各大杂志、报刊商议之后最终决定的名字。
原因很简单，现在各大杂志的集体活动叫法繁杂，座谈会、创作会、笔会、培训班等，叫什么的都有，内容无非是大家互相交流，前辈指教晚辈，采采风，顺便吃吃喝喝。
何平来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嘴，“干脆不如叫夏令营！反正我们的活动是按季节来的，干脆就叫春令营、夏令营、秋令营、冬令营。”
李拓有些迟疑，“只听说过国外有夏令营。”
“废话，他们倒是想有，夏令营是根据季节和假期来的。东北这边四季分明，作家们参加这种活动也没什么假期不假期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国外没有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自己发明嘛，不要局限自己。”
李拓被何平这种随缘的创造性说的无言以对，虽然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扯淡，但听完还觉得蛮有道理的。
在征求了各大杂志、报刊的意见之后，作家村联合全国十几家文学杂志、报刊举行的活动正式以“第一届平县作家村作家x令营”的名字命名。
所以这次活动的名字是“第一届平县作家村87年作家夏令营”。
嗯，非常具有童真气息！
当李拓把夏令营的横幅挂到园区门口的时候，他终于发现自己内心中的隐隐不安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了。
这尼玛不是赶上小学生聚会了吗？
算了算了，反正都已经定下了，他也懒得挣扎了。
不过何平这个看似随意取的名字，却受到了广大前来平县的作家们的一致好评。
“这个好！以前一听到座谈会、培训班这种名字，我就浑身不得劲，那感觉就像这要是参加完，你不交个几千字的心得体会或者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都对不起你来这一趟。”
“还是‘夏令营’好，听名字就是来玩的！”
李拓没想到这帮货居然还能领会出这样的精髓来，看来是自己肤浅了！
这次夏令营是作家村第一次举办大型活动，由于担心没有经验，所以范围控制的比较小。
第一批只有《人民文学》、《十月》、《京城文学》、《沪上文学》、《钟山》五家杂志参与，后续视情况扩大范围。
前来参加的作家一共二十人，另有资深编辑五人。
这次来的作家和编辑们都是第一次来，他们光听来过作家村的主编、前辈们夸作家村建的如何如何好，但从没来过，只能在脑海中想象。
这次来到作家村，才真正见识到了作家村的好处。
王安忆从小生长在沪上，这次是她第一次来东北，从上了火车她就好奇的朝窗外看去。
一路经过了平原、大河、丘陵、高山、隧道，来到平县这座东北小县城。
论起从平县火车站下车到作家村的这一路倒没什么稀奇的景致，当她到了作家村，才明白了这几个月在作家圈子里传的如火如荼的平县作家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若论起建筑的美感和规模，沪上这个驰名远东百年的大都市远比作家村强上太多，可若论起内里，她只觉得在作家村待的每一分钟都比她在沪上待的要舒服太多了。
这座为了作家们而建的园区，无一处不在彰显着它的格调和用心。
极具创意的壁画和雕塑、湖边独处的木屋、童话般的树屋……
更别提那些为了他们准备的各种场所和设施，光一个电影放映室就让她沉迷其中。
放映机是何平购买的放映队“淘汰”的机器，电影带则是定期向放映队租借的。不但如此，这里还贴心的准备了录像机，很多香江、泥轰、阿美利加的电影录像带都可以看得到。
这对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们来说就是致命的吸引力。
短短两天时间，王安忆已经爱上了这座作家村，她只觉得这地方简直就是她梦想中的家园。
她甚至生出了长居于此的想法。
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可仔细一想，又觉得这事情并不是不可以。
她这几年一直是专职写作，今年刚被调至沪上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在哪里创作又不一样呢？
况且这里来去自由，既算自己长时间居住待的不习惯，又或者是在一处待的腻了，也可以随时回沪上嘛！
想通了这个关节，王安忆高兴起来。
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说服她的丈夫李章。
她和丈夫李章是在81年初结的婚，结婚时她还是徐州的一名乐团指挥，之后调入沪上音乐出版社任编辑。
可是后来她实在是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旷职离开出版社，这几年便一直专职写作，直到今年调入沪上作协创作室。
丈夫对自己一直言听计从，想来应该不会费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