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家中可谓是诸事不顺，连连遭遇失败、破财等诸多厄运，兄弟不和，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父亲更是遭受重伤。这一系列的变故致使家里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愈发捉襟见肘。 父亲的性情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变得脾气暴躁，常常听不进他人的劝告，甚至连母亲的意见也不再听从。父母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出现裂痕，变得不和睦起来。母亲觉得父亲对自己不够重视，抱怨声此起彼伏，两人时常争吵，甚至恶语相向。 母亲一直对二伯心存芥蒂，认为他不安好心。那时，奶奶竟听从二伯的话，在奶奶屋摆酒桌请父亲喝酒，目的是为了做肥料生意时带着二伯。父亲年轻时心思单纯，一心认定奶奶和二伯不会害他。母亲曾极力劝阻，却因此与父亲大吵一架。二伯竟还跟着辱骂母亲是白眼狼，觉得自家兄弟做事，母亲凭什么阻拦。奶奶也对母亲没有好脸色，全然不顾母亲多年来为家庭的辛苦操劳，将她当作了外人。 其实，母亲心地善良，她只是觉得二伯并非做生意的料，若二伯需要用钱，借给一些倒也无妨，但要是掺和到生意里，必定会出大问题。不得不说，母亲的眼光独到，无论是看人还是看事，都很精准。她虽身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只能在家中恪守妇道，但若是放在当代社会，来到大城市发展，必定会有一番不凡的作为。 后来，肥料生意起初确实挣了不少钱，填补了之前养猪亏空的成本。或许是那时的成功让父亲有些飘飘然了，他留起了一年多的长发，脾气愈发火爆，行事作风充满了江湖气息，艺高人胆大，谁也不服。然而，一旦惹了事，他却又没有能力处理，往往最后还是需要母亲这个柔弱的女人来收拾残局。 家庭的不和睦，无疑是幸福生活走向衰败的最大罪魁祸首。 在农村，孩子结婚普遍较早，条件稍好的家庭都会早早地为家中男孩盖起砖瓦房，一般都是在自家地上建起三间新房，父母也同样需要为哥哥准备婚房。 房后的大伯家早一年在原来五爷居住的房子地块盖起了五间崭新的房子。那几年，家里不顺，许多街坊邻居和亲戚都变得趋炎附势，捧高踩低。甚至逢年过节时，都不愿意来我家做客。母亲是个骨子里极其倔强的女人，一生都争强好胜，她这么做并非是为了挣面子，而是不愿让别人瞧不起我们家。 之后，家里的长辈经过商量决定，让奶奶搬去大伯的旧房子居住，把奶奶之前住的老房子拆掉重新盖房，作为哥哥将来的新房。 奶奶共有四个儿子，女儿出嫁后便不需要分房。爷爷留下的宅基地呈正方形，大约有两亩地，合计一千多平米，正好可以一分为四，形成一个规整的田字格。二伯和三伯都在县城居住，所以就先紧着大伯和父亲使用。大伯选择了东北角，父亲选择了东南角，都紧邻着村边，出行倒是十分便利。西北角大伯之前住的老房子留给了二伯，西南角我小时候住的老房子则留给了三伯。 那几年，尽管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母亲依然坚持要盖六间房。毕竟地块利用合适，正好可以盖六间，母亲就是要争这口气。 打好的地基就这样搁置了一年多。母亲望着那打好的地基，却因没钱盖新房而心急如焚，满面愁容。才四十出头的她，看上去却沧桑了许多。那时的父亲也消停了不少，春天忙于务农，夏天贩卖蔬菜，冬天则卖米面，然而收入仅仅只能维持家里的基本生活，一年下来也存不下多少钱。 都说是 2000 年后是中国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遍地都仿佛是“黄金”，但与此同时，货币贬值的速度也很快。在九十年代，50 块钱就足够一个月的基本开销，而到了 2000 年后，一个月 500 块钱都不一定够用。生活在农村，自然比不上各大城市机会众多。那时，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大多会选择外出打工，而老一辈人则依然需要辛勤劳作，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我辍学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2003 年，经同学介绍，我在北京大兴区打了三个月的童工。那时的工资低得可怜，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块钱。哥哥比我早两年去了天津的毛衣厂打工，工资也不算高，做了不到两年，虽然是计件工资，但多的时候也能拿到一千多块钱。那时哥哥 19 岁，已经懂得父母的艰辛，也深知家里需要用钱盖房子，所以打工一年多，他攒下了两万多块钱。而那时的我才 16 岁，打了几个月的童工，不仅没攒下钱，还被黑心老板扣了一个月的工资。 就在那年，北京非典疫情突然爆发，我和哥哥相继回到家乡。幸运的是，非典疫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家人也都健康平安。哥哥把自己攒下来的积蓄都交给了母亲，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一家人抛开一切烦恼，踏踏实实地过了个春节。 父母对我挣多挣少并没有什么要求，他们说女孩子自己在外面不容易，只要自己挣钱够自己用，不需要家里再补贴就可以了。我正式来北京参加工作是在 2004 年春节后，（具体详情在工作篇讲述！）当时我去的单位属于部队后勤保障单位，工资水平比外面高一些，而且包吃包住，每个月能拿到 1500 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