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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蜀汉四相——费祎[yī](1 / 1)

费祎,字文伟,义阳人人,三国时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

《前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两度提到此人,“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这说明,诸葛亮非常看重费祎,并委以重任。

费祎是蜀国的重要人物,事实的确如此,而这个重要人物,有个众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制力极强,从不因喝酒而误事。诸葛亮身为丞相之时,权力非常大,他去世后,一方面蜀国再没有如他那般能力和威望的人物,另一方面,后主刘禅也不愿意再出现一个“相父”,来管束自己,于是,刘禅就把丞相一职给废除了,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作为内朝领袖,实际上就是宰相。而费祎这时候任后军师,没过多久,蒋琬又升了官,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那么,尚书令的位置谁来坐呢?就是费祎。这一时期,内阁尚书台坐办公室的主官,是尚书令费祎,他的直接领导人就是录尚书事蒋琬。

蒋琬当了一把手后,考虑到诸葛亮多次北出秦岭,讨伐曹魏均无功而返,于是打算多造战船,从荆州西部北上,奇袭魏国的魏兴、上庸等郡。这一想法改变了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立刻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其中包括费祎和姜维。为此,蒋琬上书给后主刘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可惜,蒋琬上了书,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就身患重病,也没有好转。刘禅只得擢升蒋琬为大司马,但这个职务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荣誉职衔,权力比大将军、录尚书事差远了,蒋琬的原职务谁来接任呢?当然就是费祎。

费祎执政后,一改诸葛亮连年北伐的策略,因为当时蜀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费祎主要精力都放在内治方面,基本没进行过过大的进攻性军事活动。但姜维与费祎不同,他坚持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多次要求费祎下令北伐,屡屡要求,费祎既不好一味退却,打击姜维的积极性,同时又担心姜维打败耗费国力,于是他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只派一万人马给姜维。姜维挺寒酸的,就靠仅有的一万人马骚扰曹魏边境,先后打了几仗,战国寥寥,只保持了进攻的态势,到了蜀汉延熙十三年,姜维再度率军杀出祁山,进攻魏国的西平郡,但未能取得胜利,没拿下郡城就撤兵而回。而在这场战役中,姜维也有收获,那就是活捉了时任魏中郎将的郭循。

如此一来,曹魏利用郭循潜伏刺杀费祎是不可能的,这桩血案就变得匪夷所思了,郭循既不是蒋琬的手下,也不是曹魏集团的卧底,与费祎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那么,他有什么动机要杀害费祎?并且是同归于尽的方式,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后。我们只能从另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那就是被害人死亡之后,谁会获得最大的利益?毋庸置疑,费祎死后,政治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姜维。而且,他与费祎的战略方针矛盾,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姜维显然是身受费祎压制的。由此,他心生杀机也是情理之中。再看陈寿《三国志·姜维传》里的一段记录:“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也就是说,蜀汉延熙十六年春天,费祎死亡。夏天,姜维就率领数万人的军队出征。由此可见,费祎的死,对姜维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这样说起来,刺杀费祎的幕后者就一定是姜维了吗?不,《资治通鉴卷》中对郭槐有不同的说法,里面曾记录了一个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郭循多次想刺杀后主刘禅,却没有机会亲近,每次都被刘禅的护卫给挡了回来,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推测,说郭循刺杀刘禅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刺杀宰相费祎,然而,这一推测实在矛盾。如果郭循屡次想刺杀刘禅,早就被千刀万剐了,怎会任其在朝中任职活动,到了延熙十六年,还被邀请去去参加宴会。

这郭循原本打算刺杀后主刘禅,无法得逞才转来杀其他目标,姜维总没动机杀刘禅吧,但是,即便这个记录是费祎被刺案后来补上去的。姜维要操纵郭循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郭循俘虏,带回朝中,是费祎重用了郭循,要说培养“死士”,总得给人一些恩宠吧,而这恩宠是费祎给的,不是姜维给的。郭循当“死士”,也该是费祎的“死士”怎么搞反了?于是又出现一种推论:姜维俘虏了郭循,并没有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是当场就把他杀了,继而采用了自己早已豢养的死士冒名顶替。接着,这个冒充的郭循就潜伏在费祎身边,得到左将军之位。

然后十六年年初大会上,潜伏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怕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事后便在朝臣中散布谣言:说郭循早怀谋反之心,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当郭循刺杀费祎的消息传到曹魏后,当时的魏主曹髦下诏嘉奖郭循。追封其为长乐侯,食邑千户,并且拜郭循的儿子为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而费祎死后,后主刘禅根据他对汉室所建的功勋,谥赠“城乡敬侯”,并为其举行国葬;将其安葬于汉寿城西门外社稷坛南边。并勒石竖碑镌刻:“汉尚书令费公敬侯之墓”。

费祎的死,给蜀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绝不仅仅只是朝政的动荡。要知道,费祎是蜀汉最后一个颇具才能且能服众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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