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鑫生何许人也？
如果说《天若有情》是11月最火的小说，那么步鑫生就是当下最火的“明星”。
这人在浙省某衬衫总厂当厂长，为了提高厂子效率，搞起了奖金制度，“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然后夏天被新化社某记者采访，写了一篇《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
文章送去了内参。
内参是新化社比较独特的新闻产品，不用于公开发表，而是供领导层“内部参考”。
有大领导觉得步鑫生搞得好，要求大力推广他。
于是，全国文学界也包括新闻界，广泛的、重复的报道步鑫生，最终导致其有关的文章登上了几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一大批作家也开始写“步厂长文学”，它们都以各种形式乘上了春风，得以发表在各大刊物。
然而，这些小说对后世几乎没有产生啥影响。
因为他们的小说扣得太紧了，简直像同一个大纲抄出来的。
79年作家蒋子龙发了个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拿到了读者中最多的票数，而后“厂长文学”的样板戏却每况愈下，直到被淘汰，这也是很快的。
在本质上，这些小说是同一个小说，看了一本就没必要看其他的了。
所以余切说：“也许，我们还是得回到普通人那里去，去写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抒发人本来就有的感情，这是我的想法。”
余切说的非常客气，但大家莫名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刘振云听罢，觉得自己来社团来对了。
他仿佛找到了大佬的肯定。
本科生的时候，刘振云写的小说改来改去，登个校园刊《未名湖》居然十分艰难，得师姐查建颖三番五次的帮他改。
以至于刘振云一度怀疑自己不会写小说。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特长是写“普通人的生活”，再加点戏剧性的幽默，然而，他不知道自己这种写法是否有人看。
说到底的，这会儿国内的小说就像是民国白话文发展时候一样，有很多人在写小说，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写小说”。
讨论结束后，刘振云私下找到余切。
“我有个小说准备写……一个复员军人回乡后参加高考复习，另外几个农村青年，为改变贫困的命运也参加高考，是我几年前的真实经历。”
余切问：“你以前当过兵？”
“当过兵！这个小说基本上就是我的自传，我甚至打算用第一人称‘我’。”
第一人称又怎么样呢？又不是写网络小说，你还怕扑街吗。
余切好像对这个小说发展有点印象了，“你打算取个什么名字？”
“《塔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老家延津王楼。”
哦！这个《塔埔》啊。
这个小说是刘振云的成名作，一发就是《人民文学》，可比余切的起点高了不少啊，拿到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之所以《塔埔》不太出名，是因为刘振云后来的小说《一地鸡毛》太出名了，更别提之后的一系列电影剧本。
《塔埔》是标标准准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也符合余切所倡导的理论——看来，咱新现实社团的左护法已经找到了，就是你啊，振云兄。
“但是，我对写出这个小说一直有疑虑……”刘振云说。
“你疑虑什么呢？”
“我感觉这个小说的故事发展，和你的《高考1977》太像了，你看啊，我也是写几个年轻人，你也是……你是发生在1977，我发生在1978……”
刘振云越说越沮丧，他此时才意识到，“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活在你的阴影当中。”
余切写的《高考1977》原本是一部电影剧本，肯定晚于《塔埔》，到底谁抄谁还讲不清楚，很难说有没有参考到刘振云的《塔埔》。
因为刘振云以后成为了国内最好的几个电影编剧之一。
而刘振云现在说“仿佛活在余切的阴影中”，当然是令余切十分难绷甚至于难堪了，但是余切大度的“原谅”了，“师兄，你要写就写吧，这是你自己的经历，怎么能说抄的人家。”
刘振云觉得这个余切真是太好了。
另一边，骆一禾打听余切有没有什么新作品。
众所周知啊，余切弄了个社团之后，固定每周会来一两次，和大家一次讨论文学。余切总是找得到话说。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作家，当他在大说特说的时候，往往他心里边儿已经有了新的创作构思，否则不会这么笃定。
譬如，海子今天和余切遇见了，表现得有些怯场，没聊出什么深的东西。
因为海子不仅没写出代表作，甚至连代表作的胚胎都没想到，拿什么和人聊得深。
于是，当骆一禾问到余切本人的时候，余切直接承认了：“我确实有个新想法。”
“我能问一下，是什么方面吗？”骆一禾道。
余切抛出了他之前在西语系听说的故事，以及自己知道的历史大事件：
燕大的西语系，在77年重新组织高考以后，是最早一批恢复教育、并派出留学生的院系。
众所周知，78年最大的事儿确实是全会。但是在12月全会召开之前，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一决策已经作出。
在当年的7月份，总统卡特的亲信正在中国私密访问，忽然被问及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立刻不顾外交礼仪，打了个电话给总统卡特。
总统卡特惊醒了，而接下来的消息更让他震撼，“中国想派一批留学生到美国，问我们能不能派5000人？”
卡特想了想，说：“他们可以派10万人来。”
结果当然没有十万人啊，但是第一年就有七八百人了。
所以在79年，乔公访美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国内的留学生到机场迎接，并参加卡特举行的欢迎仪式。
他们确实该感谢乔公，因为在78年之前的十年，全国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这是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一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