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来的主编正是刘芯武，蓉城人，79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其作品《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作。
刘芯武目前痴迷于马尔克斯的小说，他觉得，这是中国文学未来的方向之一。因此，他要大力倡导，大力引进。
“我晓得你，余切。你为啥子要泼我们的冷水？”他说。
“因为马尔克斯只是把自己所见所闻如实的记录下来，在自己的创作里并没有添加什么想象。”余切说。
“你有什么证据？”
“马尔克斯这个人在自己的访谈中，谈到拉美和欧洲很不同，在他们那里，有持续几个月的暴风雨，有亚马逊河，而欧洲只有阴雨连绵和多瑙河，没有大江大河，没有大风大雨……所以欧洲人一看到他的书，就觉得是‘魔幻现实主义’，但他是‘现实主义’，没有魔幻两个字。”
余切还补充道，“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是以西方认知体系中的‘现实’为基础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用以构建自我的‘他者’的材料，有一种明信片式的异国想象，是西方对非西方之外的世界‘非理性’、‘非正常’的蒙昧落后的投射。这是别人的一种歧视性用法，我们偏偏还跟着去学……”
刘芯武听到一半，脑袋上开始冒汗了：
妈的，怎么一开头就是歧视？
你这是哪个年代的打法？
“我们这里没有懂西语的，没办法验证你说的真假，你有其他证据吗？”
“证据就是去年，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上的演讲，他从头到尾没有谈他的文学，更没有谈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他谈的都是拉丁美洲的历史、社会、政治现状。他请大家真正的来关心、来理解拉丁美洲的现实，这些现实和西方人眼中并不一样，不魔幻，但也是现实。”
“你难道会西语？”刘芯武问道。
“我自学了一点。”余切回。
他还真会一点，上辈子本科生已经开始卷到学第二外语，余切断断续续的学了点。不仅是西语，余切还学了日语。
现场确实没有会西语的，但翻译一篇演讲稿是容易的，只需要稍后找译者验证即可。
其实，余切简直想骂娘了——这事儿堪称是国内对《百年孤独》的最大乌龙，跟风了一个连作者本人都不认同的概念，持续了几十年，这些人，比马尔克斯还要懂《百年孤独》。
刘芯武在几年后因为发了些过了头的伤痕文，被踢出了《人民文学》，接着他写了张认错书，又跑回来重新当主编，自此，他似乎就失去创作舒适区，把精力都投入到对《红楼梦》的研究。
现在，情况有点僵住了，有个懂点西语的小伙子指出大家在胡扯空谈，然而，大家却无法反驳他。
黄兴邦出来打圆场，他问余切，“你真的还懂西语？”
“懂一点。”
刘芯武插话，“我不信！”
于是，黄兴邦就笑道，“余切毕竟是燕大生，还是状元。”
没有再做什么解释，不需要做解释。
状元这个名号还是够硬的，不至于被立刻否定。
但刘芯武觉得自己大老远从京城过来，结果被一个小子否了，让自己像是演绎一场行为艺术，面子挂不住。
他于是道：“余切，你可能写小说是有天赋的，但我们搞文学研究，要的是胆大心细，主要是心细，要小心的求证……现在国内都在追捧魔幻现实主义，你偏偏说没有这个东西，你不拿出点东西来，让我们怎么信服？”
“你要真是有水平的话，写一篇有理有据的研究出来，我给你发到期刊里面接受人批评……你要是没有，就不要打扰我们了。”
得！
来活儿了。
有关于《百年孤独》的研究，和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一堆红学家们研究尽了书，不得不研究作者本人和当时社会，结果却找到了远远实在得多的料。
马尔克斯这本《百年孤独》的猛料，余切偏偏是知道的。
书中描写了许多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情节，因此被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其中最著名的是描写跨国橡胶公司（原型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对要求涨工资的工人开枪射杀，根据主人公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描述，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置身于一辆夜间轰隆隆驶向大海的列车上，身边全是一排排工人的尸体。
他们都摆放在装香蕉的货架上，火车足足有两百节车厢。
这列火车载着三千多工人的尸体，向大海驶去，就像是倾倒熟透变质香蕉一样都扔到大海里。
然而，主人公死里逃生回来后，忽然发现不管走到哪里，别人都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印象，似乎军队从来没有开过枪，工人从来没有过散步。
西方人看了，就觉得马尔克斯写的太扯了，他这种情节还有许多，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这是马尔克斯本人写的真事儿，但是，最后连他自己都搞懵逼了，他十几岁的时候在家乡逢人就问这件事情，当时的工会领袖告诉他真的死了几千人，外国记者报道说死了至少几百人，后来马尔克斯名满天下，得以查看当地的历史卷宗，在哥伦比亚官方的资料里，只死了7个人。
结果，又过了些年，一些资料得以解封，发现1928年当时的联合果品公司和当地军阀，在各地进行的逮捕和枪杀持续了足足三个月，最终死亡的工人远远超过了三千人，远远不止两百节车厢。
这能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吗？
这是保守主义。
余切接了个新活儿，就是要证明国内搞的《百年孤独》这一套讨论完全是南辕北辙。
别人写的是阶级兄弟的真实血与泪，你在这跟西方出版商的洋风说他搞魔幻现实主义。
马尔克斯本人，肯定是不太开心的。
但要是提前告诉马尔克斯这回事，让马尔克斯搜罗证据，然后，凭他现在大文豪的盛名，真相说不定就能水落石出。
寄一份去哥伦比亚的信，在八十年代的国内，需要什么程序？
余切一边尝试用西班牙语写，一边打听。
研讨会这帮人得知余切要开始写信了，全跑来看他写的东西，然而毕竟是看不懂的，只是称赞余切的勇敢。
人家是蜚声国际的大作家啊，才刚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渴望跟他建立关系的全世界各地作家多如牛毛，你也算是籍籍无名的小子，却敢寄信过去打扰人家。
万一觉得我们中国人不礼貌，那就不好了。外交无小事，措辞一定要十分的谨慎、客气。
说不定，这是古老中国和哥伦比亚大作家建立的第一次非正式联系。
这封信，甚至惊动了马识途。
有天他带着川省大学的西班牙语教授，一个姓陈的中年人，过来见余切。
“余切？”他俩趴在窗口外喊。
“诶！怎么了？”余切站起来了。
“还怎么了？”马识途领人进来，把自个儿的帽子脱了，阿莱弓着腰给俩客人上茶，站一边听。
阿莱先拿开水烫一遍搪瓷碗，然后沏茶，端给马识途和陈教授。
马识途一瞥：“阿莱，怎么就两杯茶？”
他意思是茶不够喝。
“我们这次来学习，只发了两个搪瓷碗。”阿莱老实答道。
这种带有鸳鸯图案的搪瓷碗很受欢迎，家家必备，一度成为结婚嫁妆，许多农村家庭一直用到了下个世纪。
“还来一碗茶，要热的。我那正好剩一个搪瓷碗，一直发来没用，你qie拿来用，要快。”
阿莱既问清楚了地方，一边走，一边想，四个人，三杯茶，老子沏茶，老子还没得喝？
等等，为什么我默认了是给余切的？
但是，好脾气的阿莱没有计较，最终都端上来了。
这时候，马识途抓着帽子不停扇风，催促陈教授道，“看看余老师这个西语信，写的怎么样？你来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