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哪位？” “喂……请问是贺律师吗？我是前段时间重庆那起案件当事人的孩子，您还记得吗？”一道柔软干净的嗓音从话筒传来。 “啊啊啊……”贺衡恩恍然道，“记得记得，怎么了？”他想起那个男人，名字很好听，蒋政白。 “我想问问您现在方便吗？” “方便，你直说就好。” 应当是第一次开口说这样的话，男人带着些不好意思，字字斟酌，不知怎样讲才最合适：”我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想找您帮个忙……” “啊……”贺衡恩了然于胸，找他帮忙的人不少，无非就是升官发财找工作这些，老样子了，“那可以啊，什么事情？” “我想问问您能不能帮我看看，北京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他生来一副好嗓子，现下不用刻意拿腔作调，吞吐间说出来的话也能如山涧清泉水一般，哪怕是求人帮忙，听了也不觉刺耳。 不过看着却很像第一次求人办事，该说的不说，全靠贺衡恩去猜。 “工作……这个我也不好说，因为我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你现在是已经来了北京了？” “在的，我现在在北京的火车站。” “哦这样啊……”贺衡恩头脑风暴几秒，决定下来，“那就这么着，我待会儿会发到你手机上一个地址，在门口你跟保安报下我的名字，你直接进去，然后等一等我，你看可以吗？” “啊好的好的，可以……那麻烦贺律师了。” “没事没事。”贺衡恩挂掉电话，对着屏幕发了会儿呆，随手将蒋政白的电话存进通讯录，开车返回小区。 蒋政白收到地址，叫了辆出租车，来到贺衡恩的家门口。 贺衡恩出楼梯时，看到的便是穿着和程筝那件有着异曲同工的薄袄子的，靠在墙上的蒋政白。 “贺律师。”看出是贺衡恩，蒋政白迅速把身体站正，向他走去，贺衡恩和他握了握手，打开门让他进去，“请进请进，坐了一天的车吧？” “是……今天早上才到。” “没事，我这也是没有工作，上午没去律所，想着你坐车也累，就来家里坐吧。” 蒋政白含蓄地笑了笑，看上去不安得紧，眼神飘飘忽忽不知该放到何处，束手束脚地站在玄关，贺衡恩给他拿了一双拖鞋。 蒋政白脱下运动鞋，露出崭新的白袜子，换上棉拖。 — 蒋政白还是老样子。贺衡恩瞧出他内心的封闭，即使明面上总是保持得体和礼仪，也不能掩盖住他血液中无法被消逝的自卑，以及那种对未知事物的来源于认知缺失的恐惧。 他对蒋政白家庭中过往琐事的掌握微乎其微，拿程筝的家庭来举例的话，贺衡恩甚至会荒诞地觉得，蒋政白比程筝还要和“程家人”相像些——因为他这种性格的人，更像传统家庭教育下的产物，与之比较，现在的程筝稍显“离经叛道”。 贺衡恩把萦绕在心头的猜想压下，倒了杯白开水，和蒋政白一起坐好：“怎么突然想到北京来找工作了？”他把水杯递给蒋政白。 “我是……”蒋政白难以挪开放在手中杯子上的眼睛，“我是在重庆找不到好工作，也不能叫好工作，是找不到适合我的工作。” “前几天有去重庆市区，但……没有人脉，心仪的工作也不太能够得到。” “这样啊，是你学的专业不太容易找工作吗？那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大学学的什么？” 蒋政白的双手捏紧了杯身，指甲无意识抠了一下食指指侧的皮肤。 “我……没有上大学，小时候一直在跟着家里学京剧，高中毕业就在家附近的戏班唱戏，前两年，戏班子不干了，我去了一家工厂打工。” 抓紧膝盖的双手快速收缩一下，贺衡恩强压心中的波浪，闪躲了一瞬目光，而后才尽力保持表情的平和。如今年代，“戏班子”类似的词汇，仿佛在绝大数群众心里，宛若上个世纪的标志。贺衡恩在网络当中，都很难见得这种词语流行。 他向蒋政白那侧探了下：“你是学京剧的？难怪声音听起来悦耳，是父母都会唱吗？” 蒋政白笑容腼腆轻浅：“嗯，我刚长大一点他们就带着我学，后来我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去世了，我就自己去戏班子了。” “我了解了。”贺衡恩有些发愁地揉了揉眼眶，“你是想在北京找机会，继续唱戏，对吧？” “是……” “但……”贺衡恩有点难说出口，“这个问题我还是得跟你讲。” “你也知道，现在毕竟不像以前嘛，可能你当初学的时候——就是倒退二十年来讲，那时你们的受众很广你在戏班子里待着，然后按时按点去给各个村子唱戏，这都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工作。” “在北京，你想这样去唱戏，其实不是你能不能找得到机会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还能不能接纳你们的问题。” “这个地方，大方向可能只有两条路，要不是去当正规军，要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