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峨，字秀眉，蜀中才女、文学家，四川遂宁人，南京工部尚书黄珂之女，着名文学家杨慎之妻，又称黄安人，与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并称蜀中四大才女。擅诗词，散曲尤有名，着有《陶情乐府》、《杨夫人乐府》等名曲，与杨慎的夫妻合编相混词语也闻名遐迩，流传有《杨升庵夫妇散曲》、《杨状元妻诗集》等。 黄峨，诞生在遂宁市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黄珂，农阳知县，由于吏治精勤，升迁为御史，在京供职；母亲聂氏，为黄梅县尉聂新的女儿，知书识礼，严于家教，她既是黄峨的慈母，又是黄峨的启蒙老师。黄峨自幼聪明伶俐，在母亲的教导下，谨守闺训，好学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而对于做诗文、填词曲更有着高深的造诣，长辈们十分器重她，常指导她比喻为东汉时的女才子班昭。 黄珂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因延绥为明代九个边镇之一，战事频繁，故家眷仍留在京城，鞑靼首领亦不刺侵入河套地区，黄珂带兵一举击溃入侵者后，派人回京报捷。这时，恰逢当朝首辅杨廷和的大公子杨升庵考中状元，武宗钦赐朝服冠带，授官翰林院修撰。黄珂与杨廷和在朝共事多年，早结为道义之交，两家关系甚为密切，升庵谢过皇恩，拜了主考后，本应拜见黄珂这样的长辈。因黄珂不在家，故仅派人给黄府送去一张拜贴，这时的黄峨，已有十二岁，她听说杨世史金榜题名，独占鳌头，心里非常倾慕，从而激励着她更加勤奋地读书。 黄珂奉调回京，任户都右侍郎，接着升迁为刑部左侍郎，再升迁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又拜为南京工部尚书。黄珂的连连升迁，却解脱不了一桩心事：女儿黄峨已到及笄之年，品貌端庄，才艺超群，前来求婚的显贵子弟，风流少年络绎不绝，但黄峨一再向父亲表明心迹，一定要选择象杨升庵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郎君。尚书疼爱女儿，常为黄峨的终身大事没有订下而忧虑。后来，黄珂有感于朝廷腐败和年事高迈，便辞官不做，携带家眷回到老家遂宁。冬去春来，在遂宁的闺阁之中，黄峨忆及京城旧事，遂调动琴弦，弹唱了新作的《玉堂客》散曲，抒发了她对昔日亲朋好友的眷迹之情：“东风芳草竟芊绵，何处是王孙故园？梦断魂劳人又远，对花枝，空忆当年”后来，杨升庵读到这道散曲，对黄峨的才情赞叹不已。 武宗终日游乐，不理朝政，杨升庵忧国忧民，上疏劝谏，未被采纳，遂以养病为名，回到新都，读书自娱。不久，升庵的原配夫人王氏病故，升庵得知聪明有才、美丽多情的黄峨年过二十尚未许人，便征得父亲的同意，遣人做媒。黄杨二家交谊深厚，门当户对，一说即成，杨升庵备办丰厚的聘礼，亲往遂宁迎娶黄峨。当彩轿到了新都，倾城震动，人们都争先恐后来看这位“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约丰姿。 黄峨和杨升庵，住在状元府西端的榴阁，这里濒临桂湖，环境清幽，经庭院中栽种石榴树而得名，他们乐度新婚之际，正值红榴怒放之期。喜看枝头，绯花掩映，朵朵如霞，这怎不激起黄峨的诗情！她展笺命笔，写出了情意缠绵的《庭榴》诗：“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在古代，石榴籽粒众多，象征婚后子女繁衍，黄峨托物抒怀，自比榴树，以含蓄的语言，巧妙的譬喻，向升庵倾注了火热的纯真的爱情。 黄峨是一位教养深厚、卓识远大的妇女，她珍惜光阴，注重学问，常和升庵一起吟诗论文，弹琴作画，切磋砥砺，孜孜不倦。她关心国事，考究民瘼，竭力鼓励升庵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当他们观赏了桂湖馨芬娇艳的桂花之后，黄峨便陪同杨升庵，告别故乡到京复职，在京城的官邸里，成为杨升庵的有力内助，夫妻生活倒也惬意。 世宗登位不久，就想把他亡故的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享祀太庙，这个与明朝皇家礼法相违背的决定，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派的竭力反对，争议相持不下。世宗为了提高皇权，扶持自己的势力，便将这次“议大礼事件作为打击内阁派的机会。内阁首辅杨廷和被迫辞职还乡，世宗肆无忌禅地迫害议礼诸臣，他派出锦衣卫，将聚众请愿、竭力抗争、勇头邪恶的杨升庵等一百九十人囚入监狱。杨升庵两次受到廷杖，死而复生，最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 杨升庵身披红色的囚衣，项系沉重的枷锁，带头被廷杖后的创伤由解差押送出京城，他从潞河登舟南下，连和家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黄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肝肠寸断，悲愤满腔，她急忙收拾行装，带领仆人，赶到渡口，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黄峨、杨升庵乘船沿着北运河向南行驶，在黄峨的精心护理下，杨升庵的杖伤逐渐好转。可是，杨升庵被害充军，朝廷中的奸佞们还不善罢甘休，又派遣刺客伺机暗害杨升庵，黄峨早有提防，加意保护，刺客们从京城跟到千里以外的山东临清，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