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臣，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人，明代文学家，宋代着名抗金名将宗泽后人。由刑部主事调吏部，以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后历吏部稽勋员外郎，杨继盛死，臣赙以金，为严嵩所恶，出为福建参议，以御倭寇功升福建提学副使，卒官。诗文主张复古，与李攀龙等齐名，为“嘉靖七子”之一。 宗臣，性耿介，不附权贵，因作文祭奠杨继盛而得罪严嵩，被贬为福州布政使司左参议。任上，曾率众击退倭寇，迁提学副使。 为后七子之一，他的创作，散文较出色，如《报刘一丈书》，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其文重点描摹了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的种种丑态。对他们夤缘钻营、甘言媚词、逢迎拍马的细节，作者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西门记》、《西征记》则描写抗倭斗争，生动真切，指陈时弊，也颇淋漓，都是较好作品。 他的诗歌，开始学习李白，颇以歌行跌宕自喜，表面上也追求超忽飞动，但缺乏李白诗那特有的豪迈气势和充沛感情，故作品给人以拉杂叫嚣之感，并无多少佳作。他的律诗，常有隽句而无完篇。诸如鱼龙残夜笛，风雨急秋砧、秋衣下风露，夕草乱芙蓉、愁边鸿雁中原去，眼底龙蛇畏路多等，尚善于描绘眼前景色，但也有重复雷同的毛病，有人讥议其诗是薜苈芙蓉、蘼芜杨柳，百篇一律。他的绝句较有神韵，如故人杯，青山游子路，匹马向垂杨，回首燕云暮。宗臣诗歌无论歌行今体，内容都较单薄，故创作成就不太高，着作有《宗子相集》15卷。 因年少气盛，对虽“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的腐败朝政深为不满，解考功职，谢病返回兴化。旋即“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宗臣便赴京复职，以谢厚望，旋移吏部文选司，进稽勋员外郎。这时朝政的腐败更为严重；“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权势日张，以至于“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因而“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面对朝政的日益腐败，奸党们的恣意横行，他从不畏于权势，而予针锋相对。所以，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其《宗子相先生诗集序》盛赞其“有刚正不阿之节”、“方先生为稽勋员外郎，为严嵩所恶。” 当他得知被严嵩排挤出京的“后七子”之一，梁有誉病逝的消息后，与王世贞、吴国伦“相与为位，哭泣燕邸中。”杨继盛遭受迫害，含冤而死、宗臣不顾风险，敢冒生死，当场解衣覆尸，为之收殓，慰藉忠魂，此一震惊朝野的大冤狱，受牵连者甚众，连“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也因“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宗臣当然也无例外的属于排斥之列了。终被排挤出为福建提学副使。此间，路过南京，游燕子矶，作《游燕子矶记》，并有“燕子矶头石鳞鳞”等诗篇。 宗臣一到任所，广受百姓爱戴，据近人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有云：“臣迁福建提学副使时，移郡邑学宫弟子为约八篇，其第六为谈艺篇。”另据王先谦云：“临郡县，敝衣蔬食，屏绝供张，以躬行范诸生，见百姓疾苦，语谆谆不能休。” 宗臣到了福建的第二年，便发生了倭寇犯境之事，当时的情势颇令人发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备倭事略》有云：“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数月，其势益横。”更为可恶的是：“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不仅外敌猖獗，救援客兵亦甚非为。宗臣行军过汀州，戎马倥偬之际，作《滴水岩记》，并作《西征记》，记述客兵在汀州扰民之情景。记云：“是时，汀守徐君使使来问粤兵状，予报以尺牍，其词曰：‘归自建安则有护军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绳之，仅不掠涂，然亦其涂之人徙其鸡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免。足下幸传檄涂居者，毋纵鸡犬不收，毋不能一时去其孥孺以为护军使者忧也。’”又云：“其所经虽少焚劫，然鸡鸭鱼鳖门屏庐灶萧然矣，出瑞遂益大掠。而予间从舆中问父老，父老辄为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盗也。’夫当事者走千里召外击贼，岂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发一矢，徒攫金而归也。” 作为护军使者的宗臣，不仅督察左右，日夜绳之，时尚暑气未消，秋阳又炽，客兵惧热，“不日驰而夜驰”，宗臣不辞劳顿，也“与之共驰，与不鸡鸣不停也。”当倭寇初入，来势甚猛，日益迫近，众皆惊惧不安，而宗臣神色自如。他一再告慰大家：“我在不忧贼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他虽是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这时却俨然昂长七尺，顶天立地，雄姿英发，身先士卒。他把自己的卧榻安置在城楼之上，颇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风度。他始终与士卒与民丁同吃同住同战斗，生死相关，休戚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