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陕西兴平人，正德年间宦官，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改姓刘，净身入宫当了宦官。弘治年间犯罪被赦免后侍奉朱厚照，以进献飞禽走兽来博取明武宗的欢心，得以数次升迁，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被时人称为“八虎”之首。大权在握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刘瑾被捕后，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刘瑾被判以凌迟。 刘瑾，原姓谈，因靠一个姓刘的宦官的引见得以入宫，此后便改姓刘了。明朝的宦官以专权而着名，最贪婪专权的是号称“立皇帝”的刘瑾，而最早出现的厂公指的也是他，当权共五年，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刘瑾在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 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武宗对大臣们费尽心机书写的奏折，更是看都不看，只在上面写上“闻知”二字，就再无回音，慢慢地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后来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刘瑾掌权后，首先将各地的镇守太监提到跟巡抚同级别位置，各地镇守太监可以监管地方的军、政、司法一切要务，等于说是在各省实现双头管理，各地送往内阁、部院的文书必须要从司礼监过一道。刘瑾恢复了洪武时代那种严厉治贪的刑法，不过与洪武时代不同，对于贪腐的官员不再是以体刑的方式来处罚，而是代之以经济手段来处罚，毕竟时代已经进步了。 刘瑾还有许多变法体现了公平性和人性化，针对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多的情况，刘瑾限制南方人的录取比例，增加中西部举子的录取比例，刘瑾还命令寡妇再嫁，家有死人不葬者政府将强行火化。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派人清理天下田亩，将隐瞒的田亩分给自耕农耕种，限制士绅和军官占田，还从内廷和户部、兵部派出大量的官吏去清查各地的军屯、军库、皇庄、粮仓、漕粮、两淮的盐政，还有国库下拨的资金。 一方面打击贪污、瞒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增加国库收入，除了罚款以外，刘瑾增加各地银矿的摊派，并增加各地军屯上交的税收，此举是最要命的，一方面对军屯进行清查，另一方面又对其掠夺，这些直接导致了后面的兵变，也成为刘瑾覆灭的一个诱因。 朝中的大臣们十分担心国家的现状，整日地忧心忡忡，于是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就多次进谏，但皇帝都是置之不理。大臣们继续上书进谏，恳请皇帝惩治这些奸佞小人，武宗也曾被他们说动过，同意把刘瑾等“八虎”处死。但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刘瑾的耳中，刘瑾慌忙进宫，向武宗表达自己的忠心，竟使皇上改变了初衷，反而更加亲信刘瑾等人。见此事态，朝中重臣刘健、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然辞官，朝中此时是更加黑暗，完全被刘瑾等人操控于手，大权在握的刘瑾把53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名单，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被逮捕入狱，并施以酷刑，刘瑾还独出心裁地制造出新的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枷”，最重不得超过13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 为了彻底地威慑百官，独揽大权，刘瑾在早已存在的特务机构东、西厂的前提下，又请示皇帝设立了内行厂，并且由他亲自管理主持。内行厂里的刑罚尤其惨烈，朝野之中，人人动辄得咎，刘瑾还下令驱赶在京的外地人口，强行焚烧死人尸体，一时之间，京师内外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有人以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昏庸无道的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气急败坏的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逼迫写信人自首，百官之中有多人因渴而昏倒，并有三人当场渴死，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三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但是，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便逐渐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