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岳，字舜咨，应天府上元人，祖籍钱塘，倪谦之子。好学能文，通晓经世之务，进士授编修，累迁为礼部右侍郎。历南京吏、兵二部尚书，享年五十八岁，着有《青溪漫稿》。 倪岳，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父倪谦曾做过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倪岳考中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学士，到东宫当值讲学，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仍在御前讲席当值侍讲，弘治初年，改为左侍郎。倪岳好学，文思敏捷，广泛综览经世之务，尚书耿裕为人方正，秉持大礼，以致礼文制度都要倪岳决断，耿裕调到吏部，由倪岳代任礼部尚书。 孝宗从四川召国师领占竹来京，倪岳极力劝谏，孝宗不听，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规劝，此事最终被停止。当时建造诸王府的规模宏大华丽，超过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王府，倪岳奏请颁布统一的规格，他又把全国各地呈报上来的灾异，要礼部在每年年终分类奏报，一律用文字记下来，并详细按灾异发生的年月顺序排列，广泛引证于经史资料。劝勉孝宗勤于讲学，广开言路，宽免赋役，慎施刑罚，罢黜奸贪，接纳忠诚正直人士，淘汰冗员，停办斋醮，减少营造，停止滥赏，孝宗大都予以采纳。 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有姻亲关系，图谋取代倪岳的官职，南京吏部缺尚书，廷臣推荐徐琼，而皇帝下诏加倪岳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琼果然代替倪岳。不久，调倪岳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谋协助处理机要事务，倪岳回到北京后，代替屠滽为吏部尚书，他严禁托人说情，不沽名钓誉，吏部政务处理公平。 倪岳，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严肃，善于决断大事，每当满朝大臣共议某事而众说纷纭时，他只说短短几句话，就使听者心悦诚服。在同级官吏中，倪岳最推崇马文升，然而在论事时并非无原则附合，他前后奏陈一百多件事，把军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发，疏文出来，人们纷纷传抄。他对西北用兵之害论述尤为深刻，其疏大略说： “近年来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成为边境大患。他们都沿着河套活动，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宜于屯牧，因此敌人频繁占据这块地方，不断率部入侵。诸将怯懦，大都闭城自守。如果遇到敌人，总是被其打败。既不敢阻挡其前锋，又不能截断其归路。敌人进可以获得重利，退也没有后顾之忧，以致战事不断，边患不息。朝廷遣将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没有取得些许功劳。出征将领或者高卧而归，或者平安回返，他们却优闲自得地活动在朝廷之上，不断获得军功封赏，并以车载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军队一有行动，总是传来捷报，滥行赏赐，将官的品级随意授予。甚至妄杀平民，谎称为敌人首级。敌人还未被打败，就假称敌人已溃败逃走。能得到记功赏赐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门随从。而普通战士、运粮的百姓则抛尸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祸兆越积越深，不可等闲视之。 京营素以兵冗将怯见称。留镇守京师，恐怕还起不到保卫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轻率出师将有失天威。而临阵即逃，反而会失掉边军已有之功绩，被敌人轻视侮辱。况且延绥是边地，离京师很远，宣府、大同也是边地，离京师较近，它好比京师的门庭，这里没有执循守卫的戒备行吗？前不久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一起援助延绥，而不考虑到互相间距离很远，往返援救不及，人们苦于辗转行军，马匹疲于奔走。声东击西是贼寇的一贯伎俩。避实就虚，攻击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锐军队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边，万一北边出现战情，而在西边的军队一下又离不开，首尾脱节，远近都被困住，这合算吗？ 至于延绥兵马屯集，粮草供应不足就让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劳役。送粮草的百姓徒步千里，丈夫输运，妻子在家供应粮草，父亲拉车，儿子肩担，沿路都是愁怨的人们，村落空虚。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钱，一斗粟价格翻了一倍，万一遇到敌贼，性命也丢了，其他还说什么？运送不足则有额外损耗加征的，这些还不够的话又有预征。水灾旱灾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坏不能预知，征收的定额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粮草以补任官职，而那些依附权贵、包庇亲友的人，有的拿出空头文书发给百姓，官府仓库没有增加一升一合。至于缴纳粟米发给盐引，又有豪门私相嘱托，大都以纳粟空名将盐引发卖，而商人要花费几倍价格。因此官爵越来越被人轻视，盐法一天比一天败坏，而边境储积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国库资金供应边地，每年几十万两银子。山西、河南向边地缴纳损耗加征银两每年不下几十万。银子积累多了则银子价值更加贱，米粟天天减少则米粟价格更贵。而不知情的人，就在养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术。有的用茶盐，有的用银、布，名为折算粮价，实际是克扣军需。由此朝廷担心粮食烂在仓库，军士却连肚子也吃不饱。至兵马经过，按例必须应付。一般情况，每人给米一斗，马给草一束，驰逐作战，一天之间有的经过二堡，有的经过三四个城，岂能都给呢？而镇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经过的都有开支，欺骗上司，摄取私利，再没有比这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