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初名梦祥、长弼，字子傅，号康斋，崇仁县莲塘小陂人，是崇仁学派的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着名理学家、教育家。 吴与弼的先祖吴兢，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时为朝廷议大夫，吴兢的七世孙吴宣，迁居抚州，吴与弼的高祖吴景南，擅长诗赋，元代理学大儒吴澄曾为其诗集作序。曾祖吴审，“博学、诗藻清丽”，祖父吴泾，迁居崇仁，父亲吴溥，官到国子监司业，着有《古崖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教育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冼马杨溥为师。其时，在其父任所获读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 吴与弼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闽学两个学派的语录，无意进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哲学思想为己任。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由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举入朝，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他都谢绝不出。御史陈述又荐举他入阁讲学，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 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上疏荐举，并派人前往征召吴与弼进京，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英宗召入文华殿，咨询其因，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力辞，后又多次上疏辞职，并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准。辞官归里后，在呈英宗的谢表中力陈十事，说：“一曰崇圣志，二曰广圣学，三曰隆圣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谨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齐庶政，九曰广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词语恳切，获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 吴与弼晚年，家境窘困，负债累累，贫病交攻，终不失志。吴与弼不仅是明初一位着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着名的教育家。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吴与弼教学，“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说：“当以圣人为志；言学，当以道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 吴与弼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他一生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用“理”来检点日常行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 从其学者数百人，不少学生均成为后来的名人学者，如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车泰、罗伦、谢复、周文、杨杰、饶烈等笃学之士。其弟子后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于此可见其历史影响之大，与弼品德高洁，襟怀坦白，不计个人恩怨，而学识渊博，人称“康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