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人,着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着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 薛瑄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较大,他通过长期聚徒讲学,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着称于史的河东学派。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河东学派不断壮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 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 薛瑄是有素养的作家和诗人,他的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成就颇大。对于诗文写作,他曾讲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这就是说,凡是发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要条理明白,要注重修辞,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他还强调,有了高深的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这些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高明的。薛瑄的散文、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随感、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 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行文流畅,格调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龙门记》叙述简洁明快,写景绘声绘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被称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纪60年代曾被选入中学课本。《退思亭记》、《车窗记》都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在揭露贪污受贿、败坏法纪等劣行的同时,不忘奉劝世人和勉励自己勤廉从政、慎言慎行,说理充分,令人心悦诚服。薛瑄很爱写诗,凡行旅、登临、居住、怀古、读书、会友、赠别等,多有诗歌问世。对薛瑄的诗,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曾称:“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陶明)韦(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薛诗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庶官务割剥,不念远人穷。”、“夜深风雪响侵门,绣被熏来睡正温;忽念中林有樵者,独惭余暖未能分。”、“宦情似水年来淡,乡思如旌日自悬。”、“彤闱紫阁如天上,依旧清汾数顷田。”。薛瑄的诗意境优美,形象生动,爱民之心,辞官之愿,跃然纸上,备受赞赏。 薛瑄主要着有《薛瑄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