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的随口吐槽，萧穗也没往心里去，只当顾骜又是瞎想。
谁知顾骜是个脑洞大如天的家伙，一旦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敢果断继续往下想。
他想起了一些NHK表现50年代曰本社会的年代剧。
不得不说，曰本人拍出来的年代剧，多半还是严谨的，曰本人195X年的贫穷程度，跟国内198X年几乎一样。
比如有一本堀北真希拍的、题为《乌梅酱先生》的晨间年代剧，穿越前顾骜在B站就刷过。（这里的“先生”是“医生”的意思，日语里写作先生的，包括老师、医生、律师。）
片子里那些50年代的曰本人，在电视机刚出现那两年，居然挤在东京的大广场上，几千人围着一台看NHK的节目。
而1980年代的国内情况也差不多，前世顾骜听长辈们聊起那段刚刚百废待兴岁月的社会见闻。就提到过那时去探望义乌、东阳的婺州乡下亲戚，就在婺州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过公开放的电视机，放过《沪江滩》，每到晚上黑压压围满了一广场的人。
当然了，吴越省在80年代应该算财政状况相对还行的省份。至于内地的贫困省份、地级市的火车站有没有公放的电视机，顾骜没调查过，也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没有客观条件，顾骜可以适当制造一下条件，他如今有这个实力，而且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想到就做，他立刻给身在特区的韩婷打了个电话。
“韩老师，汉乐电子转产电视机的事儿，安排得怎么样了？离上次你给中信报备，也快一个月了。”
电话另一头的韩婷，听起来没什么好气，应该是太忙了，嗓音都能听出憔悴：“哪那么快呢！只是把必要设备弄来了，小规模试流了一下，大多数还是拿的进口半成品组装而已。
再说了，你的‘吃豆人’和‘炸弹人’还有不少销量呢，公司的‘坦克大战’也还没榨干，这么急干嘛？生产电视机本来就是个备用的后手，后续的两个月暑假，最多也就平均分出20%剩余产能来造电视机。”
汉乐电子如今月产5000台街机的规模还是有的，生产电视机比街机还方便些，即使是20%产能，两个月也有3000台了。以国内如今电视机的稀缺，销量绝对是不愁的。
国产电视机厂的大规模上马，都是84年左右的事儿了，产量第一次过剩得87年左右。
顾骜盘算了一下后，进一步建议：“韩老师，不知你有没有打算过，为汉乐电子的产品和品牌打广告呢？”
“广告？为什么要打广告？电视机又不是烟酒，生产多少都卖得完。”韩婷思维很清晰。
顾骜：“烟酒一样卖得完——你以为米娜家的YL特曲，不打广告就卖不出去么？不，只是卖不出高价，不能卡住仅次于茅五剑泸之后的‘中高端酒’定位。打了广告，才能卖到4块钱一斤，而不是1块5毛钱一斤。
汉乐电子如果愿意生产档次和技术指标优秀的电视机，稍微打点广告，才适合涨价销售。加上你是合资企业，不需要考虑国家的供货指标，卖电视机可以不收工业券，肯定有各种万元户和乡镇企业主会买一台的，先富起来的人不缺这点钱。”
1980年，国产的小黑白电视机，普遍在1000块以下，如果是14寸以上，才能破千。而进口的彩色日货，轻轻松松一千多，最大的18寸，2000都能卖出去，还得凭专门指定的工业券。
至于国产的彩色，如今也有少量生产，但卡得极严。因为彩色显像管还不能国产化，要花珍贵的外汇进口，国内只是进行一下组装。
国家去年倒是在陕省的咸阳、投资了国内第一家彩色显像管厂，可预期要82年才能投产。
而汉乐电子与国内其他厂子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位于特区的沙角工业区，那里进口原材料3年免关税，自然也就包括了“进口外国显像管免关税”，这一块就比其他国内组装厂有碾压性的成本优势了，几乎形同吊打小学生。
而且沙角开发区独有的强制结汇豁免额度，也让汉乐电子可以依据政策、在自己出口创汇的收入中，截流一部分自行决策采购境外物资。
韩婷如果想造每台售价2000块的高端电视机，哪怕将来年产量控制在十万台，国内都有足够的有钱人来消化。
中国那么大，还凑不出每个县几百号有能耐的万元户？同时满足“高端”兼“不凭票限量”这两点的细分市场，几乎是没人抢的，独此一家。
“到1982年、沙角工业区的‘前三年进口来料免关税’政策到期之前，国内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单位能享受这种政策。同样是到82年为止，咸阳的彩虹显像管厂投产之前，国产化也断无可能。你只要占住这个品牌心智，就等于躺着白捡两年高利润。”
顾骜最后如此分析。
韩婷终于颇为意动，觉得花钱打打广告貌似也行。
“米娜的酒厂，去年你给她作价30万人民币，白打了个广告？电视机怎么也高端一点，我可以想办法决策，到时候拿出50万打广告。不过，你有性价比高的作品媒介推荐么？”
顾骜循循善诱地说：“引进火爆电影、贴片广告的机会不是每年有的，而且这门生意已经不让做了。但我有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所有广告，都要严格遵守传统的嘛，你做一点好事，让电视台，甚至是大量报纸媒体报道你，一样能起到广告作用，甚至更大。因为你是第一个这么干的。”
“有点儿意思，说清楚点。”韩婷也非常干脆利索，她只要听从了顾骜的计策，从来都是不墨迹的。
顾骜终于露出了贼笑：“我建议你，拿出个成本50万左右的产品、毛利报高一点，虚称100万，然后找几个铁路局捐献出去。就当是丰富人民生活、让更多老少边穷人民能看到新闻连播、帮助宣传国家开放成果。
具体监控方法嘛，你可以指定用途，让各大铁路局别把东西弄到领导家里，而是确保装到各个地级市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甚至门口。装好后，要求有关部门拍几张实际投放状态下的照片回来。”
顾骜的说法，已经可以尽量防止截流挪用，如今的人思想至少比20年后纯洁些，胆子也小。外商戴帽子过来的物资，敢明目张胆截流的不多。
就算有，只要是少数，顾骜也认了。
因为这几十万花下去，绝对比正儿八经渠道的广告，效果要好得多。
各地报纸肯定也会作为政绩疯狂吹嘘的，比如“我市火车站惠民项目如何如何、与民同乐如何如何、送电视下贫困市如何如何……”
如今的地方新闻本来就少，记者们都愁没大事儿填满格子呢。
韩婷暗暗觉得不错，却也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办法是不错，但怎么总觉得你另有企图？你小子不会连我都算计了？不然你都把汉乐的股份抛给我了，还帮我出谋划策？”
顾骜也不想瞒着韩婷：“我确实也有一点点私心，但总的来说，绝对是你得到的好处多——我是觉得，暑假结束之前，我投资合拍的《沪江滩》，就要在内地上映了，首映看到的人民太少，我也觉得惋惜嘛。能让更多偏远贫穷地区的人民丰富精神生活，这总不是坏事。
而且我有自信，央视在看到我的节目的收视率、尤其是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读者来信数量，肯定会多重播几次的。”
顾骜虽然有抢占空白品牌心智的想法，但毕竟是做了好事，各方都捞了好处。
至于央视“看到收视率”后决定多重播，只是顾骜随口说的。
如今央视不管放什么东西，只要是黄金时段，收视率70%以上都是轻轻松松，凡是有电视机的，几乎没有舍得不看的，节目再烂也看。
所以决定重播的最主要因素，还是观众的来信、来电这些反馈。
韩婷斟酌再三，终于决定采纳。
她也一事不烦二主，直接让顾骜给她说些操作层面的细节。
顾骜一边回忆着前世看的堀北真希《乌梅酱先生》、结合如今的切身体验，分析道：
“要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里看电视，区区十几寸的屏幕，让人隔着几十米围观，根本看不到什么。电视机尺寸再大也也没用，充其量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印象。
所以关键是要给电视机配很大功率的音响，而且最好分不同位置放好几个。靠BGM和台词来让观众感受氛围。
说白了，还是广播时代的传媒套路，只不过比广播稍微多了点辅助脑补的提纲性画面。毕竟视觉信号的共享性太差了。不如大功率喇叭，随便一吼让整个体育场几万人听见都很轻松。”
“行，这事儿我下个月就开始操办。”韩婷也是懂点儿宣传理论的，听了深以为然。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30年代电视在西方就出现了，却整整20年都没能成为大众传媒和宣传工具、罗斯福和希特勒仍然在借助广播——因为广播是对受众富裕程度门槛最低的宣传方式，哪怕赤贫的乞丐，在街上一坐，照样能听到总统的“炉边谈话”或者元首的“意志胜利”。
同样的，很多人恐怕都没想到，一直到1985年为止，其实全中国合法收入最高的文娱传媒演艺界人士，是说书的单田芳老师。
人家早在1962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没上电台，光靠小场子走穴就能赚四五千一个月，有十几块劳力士手表。79年后上了电台，按收听率有奖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出的收听率奖励极低极低，但架不住最后统计上来有6亿人收听。（当时电台没那么多节目，会轮播。所以重播的时候你还开着收音机，会被统计两次。这是算法导致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