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骠骑将军府。
虽然说斐潜在水面舰艇上点亮了科技树，但是斐潜却无法点亮所有人的内心。
脏的地方依旧还有脏，暗的地方依旧还有暗。
这种事情，就像是裴垣。
诸葛瑾低着头，从回廊上悄然而进，然后到了堂下拜见。
之前诸葛瑾在蓝田和廖化负责武关的相关流民事项，现在荆州流民渐渐少了，因此诸葛瑾也就被从武关那边重新调了回来。
『都查到了？』
斐潜颇为平静的问道。
诸葛瑾微微点头，然后呈上了相关的情报。
三国游戏里面么，每个武将什么的，都有一个忠诚值，然后根据具体功勋和职位的不同，这些忠诚值还会波动，时间长了，这个忠诚值偏低就会导致官吏叛逃。
如果有个系统，随时翻看一下，然后排个序，重要的人物就重点关注，不重要的阿猫阿狗之类的就干脆先一步罢免，以免自己被分手。
可问题是若是没有这样的系统，又要怎么办？
就像是现在这样。
裴垣假称是休沐，在参律院请了假。
这个很正常。
汉代有官吏沐休的标准制度，斐潜这里同样也有。虽然说斐潜在官廨当中也有一些007的官吏，但是那基本上都是没成家的，然后吃住在官廨，主要还是方便，另外一方面也算是吃公家饭，自己不掏钱，还有专职的仆从伺候，省心又舒适，但是多数官吏还是会回家的。
因此在裴垣请假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产生什么怀疑。
沐休可以在租买的个人住所，也可以回家族老家，甚至可以到了家族老家之后觉得时间太短，住得不够，再请几天，都是可以的,颇有些类似于后世的年假。
毕竟在汉代,官员有这个福利,每五天就可以放假洗浴，并且回家拜访亲人。孝顺父母的重要性在汉代三四百年时间当中，是与个人评判挂钩的,假如有些官员在节假日敢主动『加班』讨好领导而导致了忽视亲情，这人不仅得不到上司的肯定,反而还要因不守孝道而被批评。
换句话说,若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汉代是要被批判的。
因此裴垣离开长安，说是要回河东,自然也没有人会质疑，给他开出了过所。而凭着过所，裴垣就顺顺当当的离开了潼关。
因为裴垣出潼关的手续都是正常的,因此潼关的守将哨卡之内的人员也不存在什么疏忽的问题。
一出潼关,裴垣没有往河东去,而是径直前往河洛,然后跟上了斐潜派往许县的队列，假称自己另有公干,而使节队列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和关中三辅查验，以为裴垣是另有要务前往许县,也不会多问。
而对于河洛杨氏，以及曹操那边的官吏来说,裴垣则是跟着斐潜使节队列一同前来，看起来似乎是一起的,行动也是一起的，当然也就自然算在一处的,自然也就不会对于裴垣有什么特别的检查……
等到参律院点卯发现了裴垣多日未到，然后再找到河东，河东再传回消息之后，裴垣便是早就抵达了许县，消失在斐潜当下的控制范围之外了。
这种手法其实简单平常，整个的过程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神奇之处。
可是斐潜就从其中察觉到了一些不平常的东西。
在诸葛瑾调查整个裴垣事件的过程当中，一部分官吏对于裴垣叛逃事件,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并不认为这个事情是多么的严重。
特别是在中下层的普通官吏当中。
毕竟有个天下楷模的东门挂节，美誉在前么……
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汉代的郡县制度而产生出来的二元君官僚结构，君择臣,臣亦择君。在一地太守那边干得不好了，换一个地方去担任职务的情况也有很多。
换句话说，在一部分的官吏的感觉当中，裴垣逃走了，其实不算是什么大事，毕竟不就是一个『跳槽』的行为么？
跳槽……
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是跳槽。裴垣自诩为什么什么马，然后在一个马槽里面吃得不爽了，换一地吃饭。
实际上跳槽这个词么，原本是指男女关系上的移情别恋。尤其是指风尘女子，『谓其琵琶别抱也，譬以马之就饮食，移就别槽耳。后则以言狎客，谓其去此适彼。』
裴垣此举自然有些『叛徒』的意味，或者说类似于『叛徒』的角色，但是对于其他的官吏来说，尤其是一般的基层官吏，很多人认为裴垣此举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传参律院院正、大理寺卿来！』
斐潜思索了一阵，便下令道。
不多时，韦端急急而来。
这两天裴垣不辞而别，韦端着急上火，嘴角都快溃疡了，头发一缕缕往下掉。这可是中年人的头发，掉一根那就是少一根……
虽然说裴垣进入参律院，并非是韦端招纳进来的，但是至少在韦端手下干活，怎么说多少也有御下不严，管控不力的罪名罢？这要是被借机发挥，然后被撸了官职，不是比那窦娥还冤？
『卑职参见主公！』韦端见到了斐潜，便是不敢丝毫懈怠，端端正正的大礼参拜。
『坐。』斐潜指了指一旁的坐席。
韦端又和诸葛瑾见了礼，这才坐在一侧，心中忐忑的如坐针毡，时不时瞄一眼斐潜，然后低下头，再过一会儿再瞄一眼，再低下头。
片刻之后，司马懿也来了。
司马懿微微瞄了一眼韦端，便是知道大概是什么事情了，拜见了斐潜之后，也默默坐在一旁。
斐潜让诸葛瑾将裴垣的事情叙述一遍。
『此事……』斐潜看了看韦端，又看了看司马懿，『不知二位作何观想？』
韦端急急先发言道：『启禀主公，卑职以为，《易》之泰卦有云，「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有否卦云，「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故为吏之道，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是也……』
韦端一边说着，一边偷偷的看着斐潜的表情，见斐潜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才微微吞一些唾沫，继续往下说道，『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故有其间隔是也，所以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卑职猥以空疏，才以鄙陋，得主公擢拔于草野，备员于参律，才有限而律无穷，心有力而所不逮，常以自愧……』
『今有裴氏子，不辞而别，枉顾主公之恩，摒弃同僚之情，此乃人情之大丧。卑职以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是也！便如卫之开方，身为卫子，而事齐君，虽草其母，然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乎？此等贼子，当以严惩，广布天下，引以为戒！』
韦端说得斩钉截铁，一气呵成，显然是早有计较。
斐潜心中暗笑。
韦端先是说明官吏的职责，然后再表示一下忠心，最后对于裴垣的事情表示谴责，并且划清界限，是不是很顺畅？
说的这些有没有错？当然也没有什么错。
但实际上呢？
说明了官吏的职责，也就限定了负责的范围。韦端表示官吏的主要职责是『上传下达』，并且将易经扯出来作为大旗招摇一番，就好像是表示上古就认同的，表面上听起来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官吏的职责，仅仅是限于『上传下达』么？
呵呵。
如果一个官吏所有的作用，仅仅是作为一个喇叭筒，或者说是一个传声器，那么不如直接买个喇叭接到田间地头，有事便是喂喂两声，不就得了？还要那么多吃干饭的官吏干什么？在文件上标注一下这个抄送哪里，那个抄送哪里么？这事情邮递员都能做，要这些专门负责『上传下达』的官吏做什么？
韦端第二段的意思粗听起来，像是自我谦虚，表示自己能力有限，但是实际上是说他的事务很繁重，对于裴垣这个事情是『心有力而所不逮』……
韦端的事情多么，确实也多。所有的律法，似乎都出自于参律院，大大小小，各项律法条款项目，若是要细细推敲，慢慢斟酌，怕是几十年都未必能做得完。
但是，既然几十年都未必做得完，那么多一天少一天，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也没有说没日没夜都要盯在律法条例的每个字上，至少在这几天，韦端就不算是多么忙碌，之所以说他很忙，只不过是害怕承担责任而已。
最后韦端的总结，就更加的有意思了……
表面上听起来像是对于裴垣的谴责和唾弃，实际上将这种行为归之为有违『人情』，然后又害怕斐潜觉得不爽，便是将裴垣比作开方，表示像裴垣这样的『奸妄小人』，就算是曹操那边接受了，最后也会像是开方害死了齐桓公一样，最终也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对于韦端的这些话里话外的意思，斐潜并没有立刻进行点评，而是转头看向了司马懿，问道：『仲达之见何如？』
司马懿微微颔首，『盖天下之事，必有其因，理方有固。见月晕则多风，见石润则多雨，此乃因事而推论，由不变而论万变是也。如今裴氏子有其果，或可追之，以明其罪……然以臣之陋见，不若查其因，而杜亡羊也。』
『当今之人，多有以假名而贾于世者。口虽通孔老之言，心未履夷齐之行，纠集好名之辈，汇于一处，言必不得志，论必不得用，私结朋党，以为颜孟。然欲行之事，或言太过，或言太重，或言当他人之责，指使旁人口涎横飞，亲力为之哀哀而鸣。』
『故有盖世之名，亦不可知其德。为官吏者，德能并重，有能无德者，虽一时之用，必患于天下也，有德无能者，犹举而用之，无济于事也。今以试取之能，然何以取之德？孝悌亲别离，茂才不知书，便为今之碍也。』
『裴氏子垣之事，当借此事，核查德能二者而问也。事是否完其职，德是否尽君恩，若皆无碍，当自去之，若有其缺，当直言之，勿使余者引为例也！』
司马懿的言论么，听起来似乎就比韦端的要好一些。
或者说比韦端的说辞要更进一步。
大概是因为司马懿并非是裴垣的直属上司的原因，所以谈起这样的事情来，也不会有什么畏缩和避讳。
那么司马懿所言，是否就是完全站在斐潜的立场上的呢？
很显然，并不是。
毕竟司马懿的屁股下面的位置和斐潜不一样，因此抛开了司马懿表面上的那些东西之后，所暴露出来的东西，也是可圈可点。
韦端是长安坐地户，年纪又长，当上了参律院院正之职位，旁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司马懿和韦端不一样。司马懿年轻，至少比很多自诩为『饱学之士』的人都要年轻，而在很多时候，年轻就是罪过。
斐潜让司马懿出任大理寺卿，虽然说在斐潜之下，并没有所谓的『三公九卿』之说，也不会有这样的等级，但是这个位置若是按照大汉之前的惯例认知，也几乎等同于九卿，并且司马氏也不是关中姓氏，在大汉当下也并不是什么显著世家。
温县司马真要出名是等到历史上司马懿一家子都当官了之后。
当下一个司马徽，一个水镜先生的名头，并不足以支撑其职位，司马懿目前所承受的非议自然不小，面前笑呵呵，背后戳背影的事情肯定遇到了不少。
所以司马懿的建议，简单就是，查！
不仅是要查裴垣的，还要查其他官吏的！
而且斐潜觉得，司马懿这样的一个建议，甚至还有更为深层的意思，只不过斐潜当下还没有能够完全想得出来。
相比较之下，这韦端比起司马懿来说，年岁虽长，但是这多吃的那些盐不怎么顶事啊！
呵呵……
斐潜微微而笑。
所以说啊，官吏靠所谓的什么品德来规范其行为，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斐潜之前所说的那些『礼』，不落到实处，便都是虚的。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表示这五项是所有儒家学子，学习经文的士族弟子的最基础的日常行为标准，表示『无常』是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
但是很可惜，这个所谓的『最基础』，『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啊……
儒家子弟，学习经文的这些人，口口声声将『五常』封为座右铭，作为人生格言的学子成为了官吏之后，往往跟随着不是脑袋走，而是跟着屁股动。
这种问题若是成为了『常态』，甚至是连统治阶级都认可的『常态』，那就有意思了。
谁都知道，人的脑袋不能长在屁股上，可是当这些由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些把持着朝堂喉舌的，平日里面道貌岸然的，实际上跟着屁股跑的官吏，其所做所为，常常会令人扼腕而叹……
斐潜觉得，如果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诉诸利益是胜过诉诸道德的。
但是有时候，讲利益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宋朝是最为典型的『与士大夫共天下』，就连皇帝都亲口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皇族是真的分享利益给官员士大夫阶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维护宋朝统治，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姑且暂时不论这样的宋代政治制度究竟好不好，但是当宋代灭亡的时候，并非所有人都对于这种『共同利益』表示认可，在对于对宋理宗、宋度宗两朝的328名进士在入元后的去向做了统计，自宋蒙战争爆发以后殉节者有71人，占21.65%；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占53.05%；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
说明即便是整天宣讲，也确实做到了利益共同体，实际上的效果依旧是一般，愿意站出来抵抗的宋代士大夫，其实也没有超过四分之一，甚至大多数的人是选择高高挂起，表示于某无关。
到了明朝的时候，更加糟糕。
明朝则是尽量把权利收归皇族藩王，对于官吏的要求，一开始就拔得很高，对于贪官的惩罚制度也非常的严厉，并且朝堂上下都推崇道德，尤其是官吏的品德，要求官员们在俸禄很低的情况下要克己奉公，甘于贫苦。
但是效果呢？
想一想都知道，明代这样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怎么可能做得到？
不适当的把道德标准定在大多数人达不到的水平上，只能导致伪君子遍地，反而会降低实际的道德水平。
一个社会如果宣扬的是利他主义，实行的也是利他主义，那是最好的社会。
当整个社会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胡子所推崇的终极社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种社会也是人类追求的高级模式。
当道德水准还不够，那么如果宣扬的是利己主义，实行的也是利己主义，谁都知道社会上都是利己主义者，所以必须建立完备的制约机制来实现社会合作，建立严格的权力制衡和监控机制完备，随时防备，把所有人都当做最恶的家伙来防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社会，只要律法维护得好，运作起来其实也不会太差。
最麻烦的社会模式，是宣扬的是利他主义，而实行的是利己主义，这样导致整个社会到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伪君子，尤其是在官吏层面上，就更加的麻烦。社会的监控和制衡机制还没建立好，道德挂在嘴边，良心只在表面，结果就是如李贽所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明代的官吏大体上就是这一种。
不是说宋代的官吏就比明代的官吏好，也不是说明代的官吏就都是垃圾，而是整体来看，伪君子和真小人这两种类型，大多数人可能都愿意接受真小人，而厌恶伪君子。
那么对于现在的斐潜来说，在面对着裴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应该听谁的？后续应该怎么做？
关键是斐潜需要指向哪一个方向？
是君子？
还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