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是林为民上任国文社总编辑后烧的第一把火，获得了社长和书记的支持，推行起来并无压力。
他计划在三月份在全社推广，一、二月份两个月时间里则是先在《当代》编辑部做试点，给社里同事们一个心理准备和适应的过程。
《当代》是林为民在国文社起家的地方，人头熟、气氛融洽，是个当试验田的绝佳场所。
文件宣贯以后，《当代》编辑部便成了国文社很多同事光顾最多的地方，大家都想来看看，实行的绩效考核制度的编辑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来看西洋景的人注定要失望，除了办公室墙上多了贴了几张规章制度和图表，大家的工作还跟往常一样，并无什么不同。
大家失望而归，少不得对即将落实的政策嘀嘀咕咕。
社里的年轻人们，基本都对这次的政策持支持态度，社里推行绩效考核制度，受益最大的应该是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干活的编辑，以前社里的这些年轻人因为地位的关系，或主动、或被动的都必须加倍的努力工作，但有些时候工作干完了，荣誉却跟他没什么关系，更别提多劳多得。
中年人们对政策的态度比较淡然，这群人已经是社里的中坚力量，工资、待遇不算差，绩效考核对他们有些加成，但总体没有给予他们多少利益上的倾斜，当然了，也没有什么触动，大家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在老同志群体当中，这次的政策引起的反响就热闹多了。
有觉悟高的老同志对林为民的锐意进取表示支持，有些安分守己的老同志觉得林为民纯粹是在瞎折腾，还有一部分老同志觉得林为民这就是在针对他们。
觉得林为民在针对他们的老同志人数并不多，这群人的感觉也没错，林为民确实是在针对他们。
这些人能力可能有，但喜欢倚老卖老、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的不多，整天拉着年轻人帮他们干活，社里的小年轻深受其害。
林为民没权力开除他们，但斩断他们占便宜的手的权力还是有的。
感受到林为民对于他们**裸的歧视，这群为数不多的老同志，私下里在一起交头接耳，没少说林为民的坏话。
他们还串联着去找领导谈话，主任这级别的肯定不好使，社领导里程早春和林为民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他们便把目光放到了三驾马车之一的周书记身上。
周书记跟程早春、林为民早有默契，面对这群老同志上门喋喋不休，他好茶好烟的招待着，笑呵呵的应对，充分让老同志们感受到了被尊重的感觉。
可老同志们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这老周，不办事啊！
老同志们在领导这里没找到存在感，有些灰心丧气，转头更加猖狂的说起了林为民的坏话，打算以此来败坏他在国文社的名声。
这天贺启智来找林为民沟通绩效考核制度在《当代》编辑部实行之后遇到的几点问题，说完正事之后，贺启智道：“为民，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最近你在社里的口碑可不太好！”
林为民闻言笑了笑，“你见过哪个当领导的口碑好？”
贺启智朝他竖了个大拇指，“不错，当了领导真是不一样，觉悟立马就上来了。”
林为民自然是知道最近关于他的那些流言蜚语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传的越多，越证明他改革的正确性，不把队伍里的害群之马清理出去，队伍怎么能跑得起来？
“不提这个了。”林为民摆摆手，又问道：“这一期《当代》的口碑怎么样？”
1991年第一期《当代》已经上市近半个月时间，作为林为民主持《当代》的最后一期刊物，他自然是关心的。
贺启智道：“口碑相当好，销量也很不错，这一期破220万册应该不成问题，大家对于华的《活着》评价非常高。”
于华的《活着》排了几个月的队，终于在今年的第一期刊物上发表。
作为林为民看好的作品，《活着》享受了头条、大字号、一期发完的待遇，这三项待遇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当代》的一项传统。
得到这样的待遇，对于作家们来说不仅是光荣，更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很有可能在《当代》的推广之下响彻国内文坛，成为千百万读者们热烈追捧的经典之作。
《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白鹿原》……
但凡在《当代》享受过这种待遇的作品，还没有出现过意外。
《活着》发表后的反响也没有辜负编辑部对这部作品的期待，和它的前辈们一样，这部小说在发表后的短时间内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以先锋文学起家的于华，经过这些年的不断磨练，已经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余华早期写先锋小说，善于也乐于剖析人性之恶、之残酷，但在《活着》里面，于华的风格特点发生了转变。
在《活着》当中，厄运多，但恶行少；英雄少，但美德多。
透过《活着》，评论家们和读者们能够清晰的看到于华作为作家的成长。
对于评论家来说，这种成长是令他们欣喜的，中国文坛看起来又要多了一位了不得的大作家。
但对于读者们来说，于华的成长却令他们无比痛苦。
《活着》伴随着《当代》的热卖，在短时间内便拥有了上百万的读者。
雪片一般的读者来信迅速的堆满了编辑部的角落，其中绝大部分来信都提到了《活着》这部小说。
读者们对于《活着》的评价普遍是非常高的，凭心而论，这是部非常好的小说。
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好，却令读者们倍感痛苦。
爹死了，娘死了，老婆死了，女儿死了，儿子死了，女婿死了，外孙死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不是没见过世面，一部文学作品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事，主角遭受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事。
可问题是，你他娘的不能可着一个人祸害啊！
在众多来信当中，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写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小说作者于华。
大家的意见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是谁他娘的教你这么写小说的？
不过抱怨归抱怨，就跟观众爱看苦情剧一样，你剧情越是虐，观众越是爱看，而且是边骂边看，看完了之后还得梨花带雨的说一句：写的真他吗好。
读者们的抱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对于于华和《活着》这部小说的肯定。
相比读者们的反应，评论界的反应就要简单多了。
众多评论家对于于华的成长感到欣慰，先锋小说在很多评论家眼中属于剑走偏锋，这一次《活着》的发表，让他们看到了于华正在逐渐向传统文学靠拢。
《活着》中所体现的对农民和乡村的认同不同于于华以往的作品，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历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华以福贵的形象展示了他所想要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属于中国乡村文化的哲学。
农民作为苦难的承受者，在命运面前毫无反抗之力，甚至没有任何主动的抗争精神和反抗勇气。
如果按照现代文化的看法，这种对于生活和命运的态度无疑是愚昧落后的体现，但它同样也蕴含了农耕文明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有其产生和生存的深刻原因。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被动的生活逻辑，使得中国的农民阶层能够绵延至今。
《活着》所表达的这种隐忍的生命观，戳中了很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心。
中国人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民族，‘活着’这个词在汉语语境中是充满了力量的，它的力量不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重量，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也正是这种朴素的，契合中国人历史观、生命观和价值观的风格，才使得《活着》能够获得众多评论家的肯定和无数读者的喜爱。
贺启智的脑子里回想着最近《活着》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体当中所引发的强烈反响，脸上笑的灿烂，“作品的影响力对于稳定销量确实很有帮助，这次于华的《活着》看起来又是一部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林为民欣慰的点点头，“这就好。稿件的质量是刊物赖以生存的根基，谟言的新小说应该写的差不多了，还有二月河的你也想着多问问。”
“好，回头就联系他们。”
“国立文学院这几届学员里有几个好苗子，你们大家想着多关注、多联系。”
……
林为民在《当代》干了十年，刚刚放在那里的工作，总会习惯性的多说两句，他说完之后觉得有些不妥，脸上带着几分歉意，“老贺，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贺启智不在意的笑笑，“我明白。”
等他走后，林为民去到了程早春的办公室，先是跟他聊了聊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在《当代》编辑部试行半个多月后的效果，然后准备烧一烧他新官上任的第二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