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上需要宣读的官员名册很长，张元吉看了看坐在轮椅上的赵然，颇显不耐。赵然则回以抱歉的笑容，然后继续安坐，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听着。
应天府尹汪宗伊就在其中，因为在这次京师大变中的坚定立场，以及在光复京师时做出的各种支持和配合，赵然原本想让他去外省某个布政使司担任布政使，由此走上主掌六部的正途，结果汪宗伊并不是这么想的，他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留任应天府尹，继续在文昌观赵方丈的领导下为百姓做事。
当然，如果赵方丈愿意对他过去的一些微末功劳给予表彰，他不介意谋求一个东宫大臣的加衔，先把品级提上来。于是，在今日大封百官的诏书中，汪宗伊得了一个太子宾客的头衔，由从三品升格为正三品，这是一步比较关键的提升。
梁友诰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他恳请赵然让他再在上元县干上两年，哪怕不升迁都可以接受。梁友诰在六月的时候忙上忙下，很好的起到了串联的作用，赵然当然不会寒了功臣的心，在满足他愿望的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应天府通判的兼职，将他由正六品提到了正五品。
长长的诏书中，赵然听到了杨慎之名，由翰林院五品侍讲学士转迁北直隶，任北平府知府，从三品。北直隶各州府上面是没有布政使司的，有太子坐镇北直隶时，向太子负责，没有太子镇守的时候，则直接向六部负责。
而北平府素有北地第一府的称谓，担任北平府知府，对于北直隶乃至整个北地各州府都有领头的示范效应，影响力很大。让杨慎出任这一职司，不仅是翰林院外放例升三级的问题，更有培养重用他的意图。
赵然又听到了时维明的名字，时维明的升迁排在了后面，由正六品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直升正五品宝钞司提举。官是升了两级，但职权却差了很多，宝钞司是户部的直辖机构，与广盈库、军储仓等等相类，在级别上等同于户部十三清吏司，但肯定不能相提并论。
宝钞司于国朝初立之时还有些权力，可惜很快就陷入了滥发的地步，短短十几年就败落了，到了六百年后的现在，几乎只剩一个空壳，用来安置冗余官员，市面上想看见宝钞的影子都难。
时维明品级不够，站在奉天殿外，赵然看不见他的身影，但想来他正在犯嘀咕。
时维明之后，赵然又听到一位，正是老熟人张居正，从詹事府主簿晋右春坊右中允，由从七品连跳了三级，为正六品。
新皇初立，暂无太子，在可以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东宫属臣是没什么事情可以做的闲职。因此，张居正的后面加了一个职司，兼国子监司业。
国子监司业是个正六品的官职，品级虽然不高，分量却不小，是国子监祭酒的副手之一。这是赵然重新将官学和科举拉回道门这条正轨上的发力点，能不能做好，就看张居正的本事了。
文官的封赏中，最后一个，赫然是国子监丞张璁，他被晋升为户科给事中，这是个品级不高却非常显赫的位置，在赵然的目光视线之外，排在奉天殿御道下的这个八品小臣顿时激动得浑身发抖，口中山呼万岁，心底却在念叨赵方丈万寿。
赵然鄙夷张璁的品行，却不会以此而阻挡他的论功行赏，一码归一码，立下了功劳就要赏赐，这是他做事的原则。张璁在当日奉天殿中跳出来给赵然解决难题，不管他的用心是什么，赵然必须树立这么一个概念：支持我的，我给你肉吃。
之后便是武将的封赏，排在第一个的，便是张略......
大封百官，自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放在诏书中，七品以下的晋升，“着吏部报知内阁”，诏书便就此完结。
此外，皇帝还按照规矩，大赦天下，对罪行较轻的囚犯予以释放，着各省按察使司立即草议赦免人员名册，报知刑部批准。
皇帝登基大典结束后，张元吉似乎想跟赵然再说点什么，但最终也没有再说出来，赵然也算松了口气，张元吉提出来的要求赵然无法答应，答应了也很难完成，不提最好。
张元吉很快就走了，走得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赵然的告辞则拖拖拉拉，皇帝送完百官送，送到承天门外又围上来一大堆人递名帖、发邀请，都被赵然婉拒了。
他现在身体不好，还坐轮椅呢，哪儿有工夫去赴宴应酬。
苏川药推着赵然上了驴车，顾腾嘉也上了马车，两车一前一后前往栖霞山，到了文昌观后，总观确认赵然为文昌观方丈的任命公文终于到了。
手中拿着这份公文，赵然回到方丈院，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将任职文书吸纳进了气海，这一次，他得到了《先天功德经》第八章，入炼虚境的功法。
看了片刻，没怎么看懂，赵然便没有往下研究，他现在神识还未生婴，炼师都不是，谈什么炼虚？一步一步走下去就好。
顾腾嘉亲自带着寮房巡照过来送饭，并且陪着赵然和苏川药用了晚餐，一边吃，一边就赵然的疑问做了回答。尤其在钱和物的问题上，顾腾嘉都做了详尽的解释。
身处繁华之地，文昌观每年的净收益居然只有二十万两，这大大出乎赵然的预料之外。仔细查看了三年账目，赵然发现：文昌观挣钱的能力并不弱，除了每年的香火钱、各州府道宫缴纳的资源留成外，还有不少道产在源源不断的缴纳收益。
近三年来，文昌观每年的总收益折合银子都在三百万两左右，按规矩，七成上缴总观，剩下的九十万两，七成即六十余万贴补茅山，也就是元符万宁阁，剩下三十万用于布道事务和基本支出。
每年三十万两银子，文昌观是很富有的道观了，据赵然所知，川省玄元观每年的可用资金也只有十万两，文昌观是玄元观的三倍。可问题是，赵然在账目中发现一笔“特别布道费”的支出，这笔支出每年都是十万两，连续三年如此。这笔银子的支出，让文昌观的收入缩水为二十万，可回旋余地大大降低。
关于这个问题，顾腾嘉苦笑道：“何止三年，一向如此，只不过是近二十年来大大增加了。”
“二十年？每年都是十万两？”
“嘉靖九年以前，每年三万两；自嘉靖十三年起，每年五万两；自嘉靖十九年起，每年十万两。”
赵然倒吸一口冷气，如此一算下来，这笔特别布道费总额已经达到一百四十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