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的一国首相，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而且是被刺于首相官邸，这使日本国内一时大为震惊。
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超乎了所有人的想像，忧虑、兴奋、漠然、惊惧，种种不同的感情充斥在每个日本国民心头。
事实上，不详的凶兆此前已出现在犬养毅的面前，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人死在了这些皇道派的年轻军官手上。
2月9日，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便死在血盟团头子井上日召手中；3月5日，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也倒在井上日召的枪口之下。
这些本应引起犬养毅的注意，然而他忽视了这股暴徒，忽视了正在日渐壮大的这股法西斯势力，最后终于没能逃过这场恐怖劫难，这也许是命中注定。
这些青年军官之所以要刺杀这些重臣，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人不太满意政府一贯“软弱”外交政策，不能满足这些青年军官对外扩张的诉求。
尽管犬养毅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扩军政策上，比前任首相若规要积极得多，但从根本上说仍未超出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框。
由于对国际关系顾虑重重，在日本是否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犬养毅显得颇多踌躇。
当贫穷、饥饿的狂潮席卷日本列岛时，失却了土地的农民，街市的泼皮无赖，生活日渐下降的市民及贪欲似海的财阀，商贾富绅，在军国主义狂徒的煽动下，将万把利箭一齐指向了他。
不仅是这些急需出头掌权的青年军官在这件事情上对他仇视，就连他的内阁及一些政党、财阀暗中也成了他的反对者。
可悲的是，当以恐怖活动来改造日本国体的逆流甚嚣尘上时，犬养甚至无视这股恐怖力量的壮大，结果自食其果。再回首已百年身。
而犬养毅并不是特例，几年来，登上首相宝座的人，不是最后被轰下台，就是死于暴力之中，这使日本人忧虑重重、伤感万端。
这是怎么了？
只要一闭上眼，“五·一五”暴乱分子的威胁、警告便似赶不散的幽灵，种种恶语萦绕在耳边。
正是出于这种不利的形势的考虑，最终大本营决定重用统制派而严厉打击皇道派，而关东军司令部改组就是他们的战场。
尽管统制派暂时取得了优势，但是皇道派也没有被一**打死，依然在紧紧盯着统制派。
一旦关东军被一群土拔鼠一样的**人全歼一个步兵联队的消息传回国，可以想象得到，之前那些被打压的皇道派军官必然会以此为借口攻击统制派，新一轮的争斗不可避免。
而以皇道派那些人毫无底线的思想，或许还会掀起新一轮的流血冲突，而这决不是武藤信义所愿意看到的。
正因为如此，即便是暗中隐瞒第四联队被全歼并重建第四联队有违军纪，但是武藤信义还是决定采纳小叽国昭的建议。
在武藤信义看来，他今年已经64岁了，可以说黄土已经埋到脖子上了，就算是被查出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将他编入预备役坐冷板凳。
相比于阻止一场流血冲突，这点代价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将北线声势浩大的抗日活动镇压下来，然后再抽调主力对付那个可恶的铁血团，将军旗找回来。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日军主动从老何家岗子外围撤兵，从铁路线往北一直到老何家岗子，足足一百多公里范围内没有一个鬼子据点，完全是一副被打怕了的样子。
然而，日军在从这一带撤兵的同时，却加大了对黑龙江北部的抗日武装的打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关东军拼得最凶且实力大损的马占山部。
齐克路上，日军2个师团的重兵对马占山千余残兵穷追不舍，这是继六月兵败之后，日军对马占山部最后的打击，用武藤信义的话说，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摧毁这支部队，活捉马占山。
兴安岭深山中，日军重兵包围了马占山部。激战过后，马部伤亡惨重，身边只剩下官兵5人，陷入绝境。
此时马占山身上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5人，所有子弹也不足百粒。
日军搜山，马占山等人藏于树内，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地，一步步搜来。
看小鬼子行近便一枪一个，将8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突出重围并不等于脱离魔爪，日军仍在四处搜捕。携带边防印信的上校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牺牲殉国。
韩参议人又瘦又小，50来岁，鼻下留着胡须，酷似马占山。面对血肉模糊的头颅，日军也吃不准是否击毙了马占山。但搜尸时恰好搜出了马占山的印章和关防印信，引来日军一片欢呼。
奉天和东京也很快得知了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又是一番狂欢。
近一年来，这个马小个子可让日军吃够了苦头，今天新账老账一笔勾销，无论关东军还是东京军部，都感到满意。
打垮了马占山，日军又把主力转向辽东，追击丁超、李杜残部，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
在追剿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仍不断被调入东北。
而此时的东北义勇军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援，张学良坐镇北平，虽有心相助，却远水难解近渴，碾转数地才能送到义勇军手中的枪弹也少得可怜。
渐渐地，义勇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10月，日军击垮马占山，驱赶冯占海退入热河，剿灭李、丁、王部后，开始对北线最后一支义勇军、布署在满哈线上的苏炳文部动手了。
武藤信义对军事作战极其慎重，义勇军虽已所剩无几，但对苏炳文这最后一支一万二三千人的抗日力量，他丝毫没有大意。
苏炳文年40岁，辽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学校第1期步兵科卒业生，曾在北京袁世凯建立的模范团中服兵役及任尉官。后调任黑龙江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任国防筹备处处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务。
1930年出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东北陆军步兵第15旅旅长等职务，为张学良嫡系。
武藤大将觉得这是个将才，于是起了招降之心。
自来到东北后，武藤发现“满洲国”虽已扶植起来，但军事将才却是奇缺。马占山有勇有谋，可至死不从，而张海鹏一类的庸才老迈昏愦，难以指望。苏炳文现在孤军一支，施以高压、权贵或许他能为“满洲国”效劳。
为显示诚意，他派出了自己的参谋长小矶将军前往劝降。谁知苏炳文回答的十分干脆：“与小矶没见面之必要，要见，战场上见。”
小矶国昭连苏炳文面也没见着，便悻悻地返回沈阳。
听罢小矶的报告，武藤大将无奈地摇了摇头，下达了进攻令。
11月中旬，日军以松木第10师团及骑兵第一旅团的优势兵力，冒着大雪向嫩江河畔的苏炳文部全线展开攻击。此时江河封冻、地面坚硬，日军铁甲车、坦克车横冲直撞，给苏部守军带来极大威胁。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而血腥，义勇军装备太差了，万来人中有枪者仅半数，几乎没什么重火器，一队队爆破队员抱着炸药冲向敌坦克，却很少成功，很少能回来。
战至28日，苏炳文所部仅剩学兵连、卫队营和步兵9团残兵不足2000人，已实在无力支撑，不得已忍痛退守海拉尔。
最后，苏炳文通电全国，称弹尽粮绝，但未辱国格，请国人谅解，随后率部退入苏联。
在解决了北线的抗日部队之后，武藤信义终于有能力对付腹地的铁血团了，于是乎，一道道命令下发到了北线的第二师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