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克宽，字德辅，别号环谷，南乡桃墅人。自幼资质聪颖，6岁时即读书成诵，日记数百言，10岁读《四书》便能自定标点，体会书中精义，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后问业于吴仲迁，学益笃。泰定三年，中乡试，会试以答策切直见黜。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教授宣歙间。学者称环谷先生。著有环谷集八卷，经礼补逸九卷，又有程朱易传义音考、诗集传音义会通，并传于世。
汪克宽，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祖上三代都以理学著称。《宋元学案》称：“祖父华与族兄相，皆学于双峰。两人问难叩击，悉得其蕴奥。祁邑理学之盛，自二人发之。”其“父应新记识博洽，议论慷慨，孝友行谊重于乡。尝著《便民二十条》，力陈当世要务。”克宽六岁，“外祖石溪康贡士教之《孝经》、《论语》、《孟子》，随口成诵，日记数百言。及从乡先生学，每屈其师，日益月异。十岁，因取东山问学于饶双峰讲授之书及当时问答之言，授之克宽玩索。有得遂于理学寖悟。乃取朱子《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读，知之为学之要，自是读《六经》、《诸子》、历代史、通鉴纲目诸书，悉皆成诵。”程敏政在《汪环谷先生传》云：“自我文公朱子之学，一传为勉齐黄氏族，再传为双峰饶氏，三传为东山汪氏，（即先生仲父），而先生宽嗣其传。”四库馆臣又说：“其学以朱子为宗，故其文皆持论谨严，敷词明达，无支离迂怪之习。”由此可见汪克宽得到了朱子学的真传，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归结为著书立说，羽翼阐明朱子之学；讲学收徒，发扬朱子学。
汪克宽的学术研究独具一格，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说：“汪克宽，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此语到道出了汪氏治学以春秋为重的特点。汪克宽之所以潜心于春秋学研究，能以春秋学著称，是与其老师吴朝阳的教导分不开的。汪克宽在吴朝阳的教导下，致力于经学尤其春秋学的研究。他一生两次参加科举考试，皆以《春秋》应试。一次是在领悟《春秋》心法后，“于泰定三年秋，以《春秋》应江浙乡试，中前列。”第二次是在泰定四年，汪克宽到京师，参加会试，“论春秋与主司不合，又对策切直，遂见黜于中书。”这次落第使他看清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发出了“道不行于世”的感叹。从此厌恶科举，无意仕进，潜心于经学研究。汪克宽曰：“道不行于世，不若著书立言，以贻后学，俾传之于来世斯，亦不负余之所愿也。”于是汪克宽“乃取圣人手笔之《春秋》，博考诸说之同异得失，以胡文定公之传为主，而言就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
汪克宽，是元末明初新安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新元史》曰：“元末为朱子学者，以克宽为大师。”他的学术思想对新安理学的传承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汪克宽一生以教育为业，先后执教于中山书堂、査山书院、万川家塾、乐安庄书舍等书院和家塾，还教授宣、歙间，培育了一大批弟子，为新安理学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同时，著书立说，其著作除了由后人编纂的《环谷集》外，还有《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左传分纪》、《春秋诸传提要》、《易程朱传义音考》、《诗集传音义会通》、《礼经补逸》、《周礼类要》、《六书本义》等等。《四库全书》收录了汪克宽的《春秋经传附录纂疏》30卷、《经礼补逸》9卷和《环谷集》8卷。四库馆臣在收录时赞曰：“其学以朱子为宗，故其文皆持论谨严，敷词明达，无支离迂怪之习……在其乡人中，不失为陈栎、胡炳文之亚。”汪克宽的学术成就极大的丰富了新安理学的内容，对新安理学的传承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