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开长安城的那一天起，苏宁就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他所看到的天下不再是悲惨世界了，不再是贪官污吏横行的世界，苏宁一直很担心，在古代王朝中，无论皇帝多么铁心反腐，其成效始终是治标不治本，历史上杀官杀得最狠的皇帝是朱元璋，对付贪官的刑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发明不出来，可是大明朝的贪官绝迹了吗？
权力得不到制约，贪污就难以杜绝，但是绝对的权力平衡是不可能的，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贪污如何能被赶尽杀绝？所谓民主制度只是将贪污遏制在了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让更多的人可以去监督公权力使用者，并且有权利罢免公权力使用者，可是那就能完全避免贪污吗？以皇帝手握生杀大权之威尚且不能根除贪污，无论多么铁血的帝王也做不到，甚至很多情况下，皇帝都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厉行反腐，会让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胁。
苏宁想过很多种办法，从扩大御史数量到修订法律，在这个时代所能做到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尝试过，力图做到最好，可是在李二陛下时代，依然发生了三大港口的贪腐事件，李二陛下大开杀戒，杀了近一千人，废掉了几百名官员的职位，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行动几乎夭折，以贞观∟，.时代的朝廷政治清明程度尚且难以抑制大贪腐事件的发生，又谈何其他时代呢？
李二陛下在位的时候，有些话苏宁不敢说，李二陛下也绝对不会接受，但是从小就相识的李承乾却不一样，比起李二陛下在刀光剑影和阴谋诡计中的成长历练。李承乾接受的是正统教育，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苏宁很大的影响，在行为处事方面，较之于李二陛下，更倾向于使用温和谈判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以刀和剑去解决，这是李承乾的优势所在。
所以在李承乾即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一次和李承乾奏对的时候，苏宁都会把自己的想法一点一点的灌输给李承乾，告诉他，自上而下的反复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皇帝个人的言行好恶只能起得了一时的作用，而起不了永远的作用，若要起永远的作用，首先就要以法律的形式把这些条文给确定下来，使之成为国法。其次，就要在手段和方式上下功夫。
昔年诸葛亮治理西蜀，第一步就是召集法正黄权等大臣一起制定了严苛的《蜀科》，有人说这样做是否太过严厉，容易伤害当时立足尚不稳定的刘备集团和蜀民之间的感情，但是诸葛亮说，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在和平年代，失去了战争的威胁。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温饱水平达到之后，自然就会追求更高水平的东西，贪污和犯罪就会滋生。
这个时候如果不用严苛的法律把人们的行为规范住，那么民心就会败坏。道德就会沦丧，刘璋治理蜀地被人称之为暗弱，就是如此，外界虽然动乱，可是蜀地歌舞升平。整个蜀地就是贪污的温床，蜀地经过刘焉刘璋父子数十年的治理，尚且在两三年之内就被刘备攻取，那么多人投降附敌，原因就在此。
但是苏宁对于诸葛亮的话做了引申解释，苏宁对李承乾说，我们的外部环境不够安稳，但是内部，神州本土已经相当安稳和平，经济发展很快，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似乎已经到了使用重典的时候，但是千万那不要忘了，百姓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最担心的是百姓造反，而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很难想象百姓会主动造反，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官逼民反，官不逼，人民生活有着落，为何要造反？
真正需要用重典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我们制定的民法可以宽容，可以温和，多多采取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尽量不要去打扰普通百姓，而真正需要控制和对付的，就是各地官员和各地豪强，汉初因为使用黄老之术，在几十年里面为汉朝积累了强大的国力，为反击匈奴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豪强横行，官府与之勾结，使得百姓不知有朝廷，不知有皇帝。
所以，我们需要对官员和豪强使用重典，以法家之术对之，对于平民百姓则使用温和的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交够了赋税，没有犯罪，那就可以了，让他们繁衍生息，多多生孩子，积累人力物力，藏富于民，等到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感念于朝廷恩德，自然会效命，至于原本就拥有大量财富和势力的豪强，则要抑制，不能使之鱼肉乡里，对于掌握大权的官府，则要监察，不能使之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更要防备他们和豪强联合，只手遮天。
想要做到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我们对付商人很简单，不允许商人以及其子孙后代做官，一人经商，全家及三族之内亲属不得入仕，主要以学习法家之术的官员充当当地官员，充当市舶司的官员，严防商人，但是对付地方豪强和官府，却是很严重的问题，需要小心谨慎，一着不慎，官逼民反，我们是镇压，还是不镇压？
法家之术和黄老之术交替使用，虽然说起来好听，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又该如何呢？其中有太多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朝廷官员终究难以把握，所以，应当把这份权力下放给当地人，组织民众推选德高望重之辈担任乡间三老，并不一定要年龄大，有德才，有名望，足够公正，就可以做三老，为民间代表，与当地官府一起治理地方。
本地人总会照顾本地人，和外来的官府官员不一样，如果官府做出了不利于当地发展的决策，三老可以驳斥，就像是门下省驳斥皇帝旨意一样，三老可以驳斥官府政令。乃至于弹劾县府官员，甚至是州府官员，直接告御状，三老可以代表民众直接上报皇帝，惩治当地官员等等。
这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民主监督政策了，也是目前苏宁可以做到的最高程度。苏宁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可行，也不知道这样的政令推动到地方上会不会得到彻底的贯彻与执行，也不知道执行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问题，所以这一次苏宁离开长安城，顺便还带上了李承乾“代替天子巡视天下”的指令，不告诉官员具体行踪，以此震慑官员。
承和朝的主要法令修改都是针对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难保地方官员对于朝廷政令多有抗拒和阳奉阴违之做态。苏宁自己也有些担忧，虽然已经不能在朝廷里面做出什么决策，可是自己还是可以发挥余热的，杜如晦选择去当一个教书先生，去发挥余热，李靖选择写兵书，给军事大学做教材，以此发挥余热。苏宁也就选择游历天下，巡视天下。震慑天下，以此发挥余热。
越来越多的老人会退下来，会把权力让给年轻人，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可是老人的经验和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越来越重视实干才能的朝廷用人方针指导下。难以想象以后的朝廷会出现很多的只知清谈而不知实干的官员，大家都很能干，都有预热可以发挥，老死家中不是最好的选择。
以杜如晦、李靖、苏宁为首，大唐的臣子们也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和皇家禅位传承相对应，臣子一旦到了精力不济的情况下，就该主动向皇帝上表辞官，让出权位给更年轻的官员发挥，而自己就该退居二线，不是说完全退隐，而是可以选择学习杜如晦、李靖或者苏宁，选择当一个教书先生，或者写写回忆录或者自己的经验之谈以遗后世，再或者就像苏宁一样游历天下，巡视天下，发挥余热，就算是离开了朝堂，也是可以发挥出作用的。
李靖杜如晦和苏宁的做法无意间为大唐的臣子们准备了另外一条道路可以走。
苏宁并不知道自己的做法会给以后带来多大的影响，他只知道自己目前的做法是最合适的做法，他南下江南，渡过淮河长江，进入他曾经奋战过的地方，在这里他看到了薛仁贵曾经死战的河道，看到了曾经破敌的江岸之战，他抵达了庐江，在十多年前曾经大醉的周瑜墓碑前，再一次和已经作古的周都督把酒言欢，周都督遇到过明主，可惜明主离开的太早，继任的主子显然不具备容纳周瑜的胸襟和气魄。
苏宁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李世民，遇到了李承乾，李世民雄才大略是不容置疑的，胆气十足也是不可置疑的，纵使有错，可是大唐盛世一手由他打造也是不可置疑的，他没有杀功臣也是不可置疑的，他有足够的胸襟和气魄驾驭群臣，在他的手下，功臣很好的善始善终，这在历代帝王中是极其少见的，定天下而大杀功臣几乎是一个定理，没有多少皇帝可以避免，李世民就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
而他遇到了李世民，正如同周瑜遇到了孙策，而且苏宁的运气也很好，李世民没有早死，而他的继任者李承乾也不像孙权那样，城府太深，表面宽宏，内里气短；所以他可以活到现在，可以活得这样潇洒，甚至可以在私下里场合不对李承乾称臣，而依旧以幼年称呼相称，满朝文武大臣，仅他一人而已，他很感激这一家子，被改变过的一家子，总是他知道如果没有他，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他来到了当初居住过的府邸，见到了当初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人们，巡视了当初因为自己的政策而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因为土地政策而定居江南的江北人，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