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上下，人人都关注这个草案。不论是富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个案子。对于富人们来说，限田令，将意味着他们手里的大部份田产都将超限，而和买令，也将意味着他们的那些田地将被朝廷征收，虽然不是强征没收，可所谓的土地置换法，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这在他们看来，就是朝廷在变相的剥夺他们的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田地。
就算这几年工商兴盛，进入了初级的商品社会，可富人们赚了钱后，依然会拿出不少来购置土地，哪怕是如今购置土地得交契税，也阻止不了他们。
土地对于华夏人来说，有种独特的意义。尤其是家乡的祖地，越发的重要了。可现在朝廷却要拿那些关外甚至海外的荒地，来置换他们的祖地田产，这不是抢是什么。
一般的百姓倒很高兴，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自己土地的佃户们来说。他们舍不得背井离乡移民关外海外，哪怕关外海外有许多土地可以授予他们。但留在家乡，守着祖坟老宅，却又不可避免的生活比较艰辛。
尤其是在三江两湖中原等地方，地少人多，就算想佃地耕种都难。好在现在有那么多的工坊矿产之类的地方可以干活挣钱，但对于多数百姓来说，有一块地才最让人踏实，才是传家立业的根本，哪怕是能够买到一块田皮，只有佃租权也能让他们安心。
现在朝廷要推出这个限田和买法案，把中原富人的田都收回来，拿关外海外的地给他们置换。收回来的地再租给百姓，百姓以后还可以赎买，这样的政策他们怎么可能不拥护呢。
从未有过一个法案如此引发热议，在朝野都是各有一批支持者，从朝堂到民间，大家都争的厉害。
参议院里，内阁官员和参议员们也就着草案议论多日，难以达成一致。
有些参议员认为，朝廷此举有些多此一举。甚至认为，这是乱政。有些参议员甚至拿出眼下的工商发展来说话，认为朝廷此举，将对新兴的工商制造业造成极大的伤害。近年朝廷不停的开疆拓土，也在不断的移民边疆，中原大量人口外迁，使得许多劳力减少，而大量人口外迁后，他们原有的土地被朝廷回收，再租给了无地百姓，又让更多本来在工厂做工的劳工返回乡村种地。
“一个地主家有千亩田，他雇工耕种，或者佃田出租，需要的耕者数量远比这一千亩地分成百户耕种要节省人力的多。耕者越少，那么产出效益越大，同时节约出的人力，也可以为如今需求极大的工商制造业提供劳力。”
“我认为朝廷不但不应当限田，还应当鼓励农庄式耕种生产，这样能够减少人工，降低成本，提高产能效益。同时，也能为我们的工厂提供充足的劳力。若是人人都有了田地，那谁还出来做工，谁还进厂，谁还下矿？那我们不是又倒退回到过去了？工商业若是因此倒退萎缩，朝廷的税收也因此减少，到时后果非常严重！”
“对，反对限田法！”
不过参议院里也有不少人是支持这个限田置换法案的。
这些人的观念则是中原土地兼并太厉害的话，大量的百姓都是无地农民，都是工厂雇工的话，会非常不稳定，有很大的隐患。增加自耕农的数量，能大大提高中原地区的社会稳固性。尤其是中原十三省是大汉的核心之地，这些地方是绝不能乱的。
稳定才是发展之首，也是民生经济，工商发展的基础。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
“农庄式发展确实比较有效率，也正因此，我认为朝廷的置换法是相当不错的。朝廷迁移百姓到边疆实边，一户户的迁移成本太高，而且普通百姓刚迁过去，也比较艰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的下来。可如果给地主们置换关外田地，那么他们相比起来更有能力开垦新地。”
有议员立即大声反对，“地主确实比普通百姓有钱有实力，但土地置换到边关，他们就算有钱，可又到哪去找垦荒种地的雇工？”
“这个不是问题，日本人、女真人、安南人、东吁人等等，这些人既然可以成为工人，也可以成为佃农。”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社会结构是比较简单也比较固定的，农民为主体，工和商只是补充，士是管理者。但到了资本萌芽开始后，社会就慢慢的向商品社会转移。商品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是大量的产业工人出现，而这些产业工人哪来的?历史上，英国的羊吃人等等，也正是这样来的。英国发展纺织工业，大量养羊，圈占土地，农民纷纷失地。失地后的农民只能成为产业工人，他们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土地，提供了人力。纺织业迅速发展，资本家腰包鼓了起来，但那些失地的产业工人生活却悲惨起来，他们被资本家大肆剥削压榨着。
说白了，许多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沦为资本家的附庸。
而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自耕农数量还不不少的，哪怕是佃农，生活也是相对较稳定的。他们手里，是有生产资料的。
但农业社会向资本社会发展，羊吃人是必然现象，一是对土地需求，二是对人工的需求。只有夺取土地，他们才能养更多羊，剪更多羊毛，纺织更多纱线，出口更多的纺织品，赚更多的利润。也只有农民失去了土地，才可能进厂成为产业工人，为他们提供大量的劳力需求。
如果现在还是在大明时期，大明没有亡国，没有那么多内忧外患战乱，按着明朝的工商发展轨迹，大明也许也终究要进入到这个阶段。
没有如大汉一样对外战争拓展下的大量土地，也没有对外战争胜利征服的大量人口，那么想转型，就必然要经历羊吃人的这个阶段。
但现在的大汉，却又截然不同了。大汉在外开拓了大量的新疆土，又征服了大量外族，这就为大汉的转型，提供了两样最重要的东西，土地和人口。
有了这些大量的新土地，那么大汉不但不会羊吃人，而且还能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严重问题。移民授田，土地置换，这些都让更多的人拥有了土地，重新握有了生产资料，这就如同是一剂稳定剂，能大大的止住现在有些浮躁的局面。
而有了大量新征服的外族人，又为如今大汉正迅速发展的工商业带来了最需要的产业工人。有了这些人，那么就没必要再迫使大量的汉人从农民转为产业工人。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条件，大汉如今才发展如此迅速，又如此安稳，没有出现太多激烈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整个政策上，不免体现出了大汉对于外族人的那种不公平对待现象。
朝廷给汉人授田、租地，全力扶持他们，愿意外迁实边的，有各种安家费，移民贷款、补贴等，还有的土地授给。就算留在原籍，朝廷也还在通过对地主的限田和土地置换，收回大量的土地来租佃出售给他们，让他们也能拥有田地。
可对于那些被征服的外族人，他们却连马上取得大汉户籍都难。他们得迁离家乡，成为大汉的产业工人，或者是佃农。虽然大汉有无数新开拓的土地，但他们却得不到一亩半分。
可没有人为他们说话，在大汉的上下看来，大汉征服了他们，没有直接把他们打发奴隶就算不错了。现在到大汉做工人做佃农，不也很好吗，做工有薪水，佃田也有收成，并不会少给他们一分一厘。
甚至到了他们的第二代，接受了大汉的教育后，以后就能入大汉的籍，第三代就能入伍当兵或者为官做吏，到那时他们就是一个汉人了，并不会有什么区别了。
只是许多人都没意识到，或者少数人意识到了也不会说破的是，这些外族人迁到了大汉，或者到了大汉的边疆，成为了工人或者佃农后，就算他们的第二代能溶入大汉，享受大汉一样的待遇，但因为他们父母失去了土地这个重要的生产资料，他们以后绝大多数人，依然只能是进厂做工下矿干活或者继续受雇种田，这将是极难逾越的一条鸿沟。
这也是大汉皇帝一手设置的一条界限，这些外族，甚至是将来的新汉人，他们的头顶会有一道透明的玻璃天板，想要突破这个界限，太难太难。看似天空一片明亮，其实却难以突破。
这种界限，只能用三代五代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随着他们一点点的更加溶入同化到汉人当中，才会逐渐消失。
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政策，强化了汉人的利益，其实也是在加速同化外族，始终保持着汉为主体，保持着内部的绝对稳固。
议院争论不断，朝野也是一片议论之声，刘钧都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只是他丝毫不为所动。
限田和置换土地法案，当然对地主们损害极大，但为了帝国长治久安，刘钧也不会手软。刘钧愿意拿关外几亩换关内一亩，甚至十亩换一亩都可以考虑。如果限田置田法能够全面推行开来，那中原就能多出数百万的自耕农，数百万自耕农，这对于朝廷的中原稳固可是极有帮助。
自耕农就如比是后世欧洲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是国家稳固兴盛的真正基础。
刘钧一直记得梅之焕说过的一句话，这世上只有饿极的穷人会造反。刘钧认为梅之焕说的很对，饥饿而反的穷人，历朝历代都很多，虽然他们往往最终都成不了事，但却是一个个王朝的送葬者。
而那些贵族、富人地主们，也会造反，但如果没有那些饥民造反重创当朝，这些人造反一般都更难成事。
朝廷还是会继续向边疆移民，把中原各地那些极偏僻落后贫瘠之地的百姓迁出去，把那些罪犯发配出去。但也会坚决的执行这个限田置换法案。
穷人如果饭都吃不上，饿急了，什么事都敢干，别说造反，就是皇帝都敢拉下马。但富人除非被逼的再无退路，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舍弃自己的家业造反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就是成本问题。饥民造反，不用考虑任何成本问题，因为他们要么饿死，要么造反被杀，造反还能多活几天。
可富人造反，成本就高了，付出和收益很难相符。
当初刘钧向这些富人们征收换契税，也算狠狠从他们身上刮了一层油下来，他们心中非常不满，但最后没多少人真正就反了的，而今天下安稳，更不比几年前，相信更没有人敢反。
况且，这年头经营土地收益本就不高，不管是开厂还是开矿还是做贸易搞运输，收益都远远高于土地产出。他们现在吃点亏，但还是能从其它地方得到收益补偿，并不会因为这个法案，就过不去要狗急跳墙。
至于那些被征服的外族人，刘钧更不担忧了。
只要能活的下去，并没有多少人能有勇气造反的，毕竟造反是要杀头的。这个时代，民族意识也不强，什么国家王朝，那是对于利益得享者的权贵官僚们所言的，对于普通的小民来说，那东西能吃吗？
只要大汉给他们工作，肯给他们薪水，能让他们有吃有喝还有个住的地方，他们就万分满足了。
就算他们在大汉是二等公民，也并不会那么在意的。而随着时间的过去，等到他们儿子、孙子辈时，他们也许会在意这些，但那时他们也渐渐溶入到大汉之中，也能享受越来越多的权利了。
“朕带头表率，皇家在五京十三省拥有的所有皇田，全都置换为海外土地，一亩不剩都改为官田，出租给百姓。”刘钧叫来司礼监掌印太监边永清，让他把自己的话传给内阁。(未完待续。)